長江云報道 2018年10月25日，是武漢在抗日戰爭中淪陷80周年的紀念日1938年日本侵略者攻占武漢，武漢進入長達7年的淪陷時期。在海內外學術界和武漢社會各界隆重紀念武漢抗戰80周年之際，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將推出新書《武漢淪陷史》。

    該書為第一部專題研究武漢淪陷時期歷史的斷代史，由江漢大學武漢研究院院長涂文學、武漢博物館館長劉慶平共同主編。全書共計73萬字，以淪陷時期的武漢為研究對象，全面講述這一時期武漢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敵我雙方的軍事斗爭、偽政權的演變等，熱情謳歌中國人民抵御外侮、抗擊日寇的英雄壯舉，深刻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暴行，深切緬懷武漢抗戰英烈和武漢淪陷死難同胞。

    一、挖掘侵華鐵證，填補研究空白

    淪陷史是我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方面的一個薄弱環節。一方面我們過去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不夠重視，另一方面也是日軍在投降后有計劃地大規模銷毀資料，留給后世學者研究的資料很少，研究難度較大等原因所致。

    十幾年來，涂文學、劉慶平、李衛東、鄧正兵等人一直不忘淪陷歲月，跑遍全國各地搶救歷史片斷，挖掘侵華鐵證。他們在武漢、南京各大檔案館、圖書館收集資料，取得原始檔案、報刊，時人日記、著作、社會調查資料，以及實物等證據。在此基礎上，課題組成員經過多次論證咨詢，聽取各方意見，2014年著手編纂《武漢淪陷史》，歷時五年，數易其稿。該書稿出來后，同行專家給予了高度評價，2015年獲得湖北省出版基金資助，2016年被列入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名單，最終于2018年10月面世。

    《武漢淪陷史》以淪陷時期（1938年—1945年）的武漢為研究對象，全面研究這一時期武漢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敵我雙方的軍事斗爭、偽政權的演變等。它是第一部專題研究武漢淪陷時期歷史的斷代史。

    二、以城市史視野研究淪陷時期武漢歷史

    在過往的抗戰史研究中，對單個淪陷城市的總體研究，“基本上沒有開展，尤其是從東北四省到平津冀魯、長江三角洲直至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相關研究還很薄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陳謙平語）。就具體城市研究而言，已出版的著作成果僅有《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南京淪陷八年史》《淪陷時期的北平社會》等寥寥數本。

    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臧運祜介紹，已經出版的涉及具體城市的若干著作主要是關于淪陷區政治、軍事方面的研究，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就非常少見（僅有“淪陷區文學史”算是個例外）。總體而言，淪陷史研究宏觀描述較多，研究具體城市較少；揭露日方罪惡和暴行等表象研究較多，以城市現代化視野的長時段深層次研究較少。

    《武漢淪陷史》是一部以城市史視野研究淪陷時期武漢歷史，在研究旨趣、論述角度、體例結構等諸多方面迥異于傳統地方史的城市史著作。它全面系統反映淪陷時期武漢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和文化異變和衰落。

    明清乃至民國初期，武漢城市發展水平較高，在中國城市體系中居于最高水平，被譽為“東方芝加哥”。民國中后期開始衰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日軍侵略造成工業基礎毀壞殆盡，社會經濟和文教事業等遭受重大破壞。《武漢淪陷史》以全新的維度、更廣的領域深刻揭露日本侵略給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特別是從城市現代化視角審視和觀照淪陷給武漢帶來的城市功能畸變和城市現代化進程斷裂: 城市人口銳減、民族工業精華盡失、區域商圈萎縮和對外貿易停歇、文化教育全面奴化、城市現代化建設停滯和市政設施衰敗。這場慘絕人寰、破壞巨大的戰爭，不僅使武漢城市遭受重創，更使城市發展的各項要素慘遭蹂躪，從而導致武漢無法順利完成城市早期現代化的發展與轉型，這也成為了武漢城市發展進程中的遺憾和悲哀。

    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評論該書“從城市史的角度敘說武漢淪陷史， 視野更為寬闊，視角更為多元，視覺也更為敏銳與深刻，不會停留于就事論事或表象之談。”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張憲文認為該書是城市淪陷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三、梳理武漢人民艱難抗戰歷程，謳歌武漢抗戰精神　

    武漢是當時中國軍民的抗戰中心，也是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力爭的戰略要地。武漢抗戰是整個抗日戰爭的轉折點。日軍占領武漢后，武漢人民一直堅持斗爭。在武漢周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日武裝一直沒有停止活動，組織了多次與日偽的大規模戰斗。武漢城內，武漢人民也一直通過各種手段反抗日偽統治。

    《武漢淪陷史》里提到，在淪陷初期，人民開始了自發組織的斗爭。暗殺漢奸之風盛行。 偽武漢特別市高等法院院長周伯儒、偽漢口地方法院院長黃炳炎、漢口應城膏鹽公司理事長楊輝庭、中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戴秉清、偽湖北省政府財政廳長張若柏、偽共和黨總務部長謝立生、偽臨時司法部長周鴻俊，先后被暗殺。1939年2月14日， 當時武漢最大的漢奸、偽漢口維持會會長計國楨，在漢口碼頭遇刺受重傷。

    為了對付日軍第11軍這支深入中國腹地中心的日本侵略軍，中國統帥部采取設立第五、第九、第六戰區，指揮在武漢外圍的一百多萬中國軍隊，構成了對武漢的戰略包圍態勢。

    中國共產黨積極發動群眾，對日偽軍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游擊戰爭。1938年底，武漢周圍各縣組織有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20多個。1939年，李先念、陳少敏率部進入鄂中，開展游擊，對各分散的游擊隊進行整編， 成立豫鄂挺進縱隊。1941年初， 豫鄂挺進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5師。在全面抗戰時期，新四軍第５師共參加戰斗1030次， 斃傷日偽軍1.4萬多人。先后開辟了陂安南、陂孝禮、漲渡湖、漢孝陂、漢沔、咸武鄂、武鄂等抗日游擊根據地。

    四、關于武漢抗戰的學術創新

    關于武漢會戰日方投入的兵力，過去認為大約9個師團20萬。實際上，經過《武漢淪陷史》作者柯育芳、鄧正兵考證，日軍為攻占武漢，傾舉國之力， 孤注一擲，集結14個師團、3個獨立旅團、140余艘海軍艦艇以及500余架飛機，總計40萬余人的兵力。

    柯育芳介紹說，關于武漢淪陷后，武漢周邊正面戰場的情況，過去缺少研究。事實上，為了鞏固武漢外圍和擴大占領區，解除中國軍隊對武漢實施戰略包圍所產生的巨大威脅，日軍多次策劃較大規模戰役，以打擊在武漢外圍的中國軍隊。中國軍隊針鋒相對，形成了以第五和第六戰區為基本格局、以第九戰區為輔助的對武漢進行戰略包圍的格局，積極尋找戰機對日軍局部進攻進行有力反擊。這迫使日軍不敢輕舉妄動，保證了中國抗戰大后方的安全.對武漢的戰略包圍，是中國抗日戰爭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書中的這種提法是過去很少提的。

    過去的研究一般認為武漢淪陷后，中國軍隊很少或者沒有進行反攻。該書認為中國軍隊在武漢周邊地區的反攻作戰很多，僅在宜昌地區大大小小的反攻作戰就有30次，還特別提到中國軍隊在武漢周邊地區的反攻首先是從中國空軍的空中反攻作戰開始的，并詳細敘述了中國和蘇聯、中國和美國在空中反攻作戰中的合作。

    （湖北廣電融媒體記者 劉成璐 通訊員 盧歡 責任編輯 吳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