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出版協會會長 林彬

2025年5月14日

2025年是我國著名出版家鄒韜奮誕辰130周年。鄒韜奮是我國現代進步出版業的杰出代表。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韜奮先生的精神，也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們的地方。”長期以來，韜奮精神指引著一代又一代新聞出版人真誠服務讀者。進入新時代，韜奮精神也在與新時代的交融中煥發出全新的生命力，為當代出版人指明前進的方向。出版事業是文化的傳承者與創新者，出版人則是這一使命的核心踐行者。十年前，我履新海峽出版發行集團時曾對出版、出版人的“邏輯性”構建提出形象的說法：如果說書是文化之母，那么出版即是書的“催生婆、助產婆”，而作為從事出版事業的編審、編校等“出版人”則應是圖書出版“婚檢、孕檢、產檢”的把關人。為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出版工作挑戰無處不在。編輯作為出版行業的核心角色，其作用貫穿于內容生產的全過程，包括內容優化、質量控制、流程協調以及文化價值與市場需求的平衡，可謂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作為一位出版工作者，我想用出版人理應有的“七俠”“五義”情懷與技能，談談這十年來與大家一起共事出版工作的體會。

一方面，在中國傳統文化意蘊中，“俠”意思為仗義勇為、扶弱抑強、愛打抱不平的人或行為。“俠”字的字形“從人從夾”，是個會意兼形聲的字，主要是從“夾”字立意。最早出現在《莊子?盜跖》中，“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呂氏春秋》也有“安壯養俠”的文句，可見“俠”不僅是能力，更代表一種擔當、勇氣和濟世情懷。“俠”在中華大地具有二千多年歷史，是古老而特殊的一類人群，他們所具有的俠義精神從古至今備受中國人推崇。出版人當具有的“七俠”意蘊，是貫穿內容生產全過程的基本能力，既需專業深度，亦需文化廣度，不僅是職業素養的要求，更是對文化責任的高度凝練。 我深以為，打造出版人應有的“俠”之意境當需有以下七種最基本的能力。

一是應有“俠”之考古的法眼：即應有洞察時代文化脈搏的能力。置身于知識奔涌的時代，出版人肩負著以文化燭照未來的重任，既能回望歷史，又能預見未來。唯有具備“一眼千年”的視野——既能沉潛歷史深處汲取智慧，又能穿透時代迷霧預見未來，方能不負使命。這種視野凝結為三種關鍵能力：“揭示的眼光”、“洞察的眼界”與“辨識的眼神”。揭示的眼光——深入歷史肌理，挖掘恒久價值。 出版絕非簡單的信息搬運，而是從歷史長河中淘洗真金、揭示本質。抗戰烽火中，鄒韜奮以敏銳的歷史感與深沉責任感，推出《抗戰讀本》。這并非閉門造車之作，而是他親歷烽煙、體察民眾精神所需后，用最樸素的文字揭示了民族危亡關頭最迫切的啟蒙需求，點燃了無數普通人的救國心火。歷史始終是出版人理解時代本質的基石。洞察的眼界——勇立歷史潮頭，預見未來趨勢。 出版人需善于“觀大勢、謀大事”，將工作自覺融入時代洪流。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商務印書館展現出非凡的前瞻力。他們并未急于追逐短期熱點，而是洞悉到國家重建思想根基、亟需世界學術滋養的大勢，毅然啟動“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這一浩大工程。正是這種立足于時代全局的深刻洞察，讓這套叢書成為幾代學人的思想航標，深刻影響了中國學術進程。辨識的眼神——善于穿透喧囂，精準把握讀者需求。 在信息高速發展的今天，辨識需求本質尤為關鍵。敏銳的洞察力不會憑空而來，它深深植根于扎實的調查研究。唯有通過深入一線的走訪、科學嚴謹的分析、對海量信息的抽絲剝繭，才能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正是依靠這種務實功夫，我們才能如淘金者般地在紛繁復雜的閱讀需求中，辨識出那些反映時代精神、直指人心的深層渴望，策劃出真正具有前瞻性與現實價值的選題。從鄒韜奮先生烽火中揭示民族啟蒙之需，到商務印書館于春寒料峭時洞察學術重建之機，出版人的“一眼千年”，其核心在于以調研為基、以思考為犁，深耕歷史沃土，瞭望未來天際。我們以揭示本質的眼光回望歷史，以洞察大勢的眼界前瞻未來，以辨識真需的眼神把握當下。唯有如此，我們策劃的每一本書，才能成為思想的航標、時代的強音，與民族復興的脈搏同頻共振。

二是應有“俠”之史學的能手：即應有篩選與闡釋智慧的能力。歷史是文化的根基。出版人需以史為鑒，用“篩選的手段”提煉精華，以“分析的手功”解讀脈絡，以“闡釋的手法”賦予新意。從典籍整理到當代史重構，每一本書都應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第一只手是“篩子手”——為讀者淘洗真金。歷史長河奔涌，泥沙俱下，出版人當如淘金匠，慧眼識珠，去蕪存菁。整理《抗戰家書》時，面對三千余封泛黃信箋，出版人并非全盤照收，而是以民族氣節與人性光輝為篩，最終精擇136封。并非所有舊紙片皆具傳世價值，唯有那些飽含真情的生命碎片，才能穿越時空，折射永恒光芒。第二只手是“解剖手”——為讀者呈現脈絡。歷史非一地碎鏡，出版人應如高明畫師，用分析之巧手拼接出完整圖景。所造之書才既非塵封僵死的檔案，亦非浮于虛空的喧囂爆款，而是有根脈深植于歷史沃土，又有翅膀能飛向未來的文化種子。如《茶馬古道尋蹤》避開了對古道上往來的茶葉、馬匹、鹽巴的簡單羅列，轉而聚焦于一枚看似尋常的“馬幫鈴鐺”，引導讀者追問：“為何鈴音需穿透重巒疊嶂？” 原來，那悠長清越的獨特聲響，是穿越高山深谷、云霧迷障的生命信號，維系著行旅安危與商道命脈，一枚小小鈴鐺便凝結了地理險阻的挑戰、商貿網絡的智慧與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密碼。唯有這般深入肌理的呈現，歷史才褪去零散陳列的冰冷，化作一條汩汩流淌、可感可知的生命長河。第三只手是“魔術手”——為歷史注入新生。這絕非篡改本源，而是為古物拂塵，使其在現代語境中重新發光。故宮日歷風靡一時，秘訣在于其用時尚設計喚醒了沉睡文物的語言能力，將青銅器上的神秘紋樣蛻變為年輕人青睞的手機殼圖案，使莊嚴的古老符號與現代生活相擁。重版《鄉土中國》時嵌入二維碼，鏈入當代鄉村短視頻。讀者驚覺：“費孝通先生80年前所寫的‘差序格局’，竟與我老家祠堂里的座次安排如出一轍！”出版人正是以這般魔術手法，讓歷史從沉睡的文本中醒來，與當下鮮活的生命熱情握手言歡。如此，書卷才能成為那連接古今的堅固橋梁，讓讀者得以踏著智慧鋪就的階梯，從容從過去走到現在，再自信邁向未來。

三是應有“俠”之文學的匠心：即應有藝術與精神共鳴的能力。出版不僅是技術活，更是藝術創作。老舍說的：“文字是有溫度的，它能焐熱人的心窩子。”文學的心是“藝術化的心懷”，讓文字承載美感；是“精神化的心聲”，傳遞思想深度；是“審美化的心象”，激發讀者共鳴。唯有心懷對文學的敬畏，才能讓出版物成為精神盛宴。出版從來不只是油墨與紙張的物理結合，而是將文學的內核與藝術的表達結合在一起的共鳴。在這個算法推薦的時代，真正的出版人依然需保持著對文字和文學的敬畏。藝術化的心懷——美學的表達與文字的結合。1935年商務印書館《世界文庫》的扉頁上，鄭振鐸堅持使用昂貴的道林紙印制藏書票，這種偏執構成了出版最初的文學性宣言。藝術化的心懷意味著能聽見文字內部的音樂，日本編輯大師松田哲夫在《編輯狂想曲》中記錄過一個細節：當調整某個段落減少0.5毫米字距時，整個頁面突然開始"呼吸"。這種微妙的審美判斷，正是出版人區別于印刷工的關鍵所在。精神化的心聲——在思想的脈搏中掘進。錢鍾書《談藝錄》手稿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里，藏著比正文更驚人的思想火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法國午夜出版社的蘭東決定出版貝克特《等待戈多》時，他面對的不僅是銷售報表的警告，更是在回答"出版是否應該走在讀者認知前面"這個永恒命題。精神化的心聲要求出版人具備思想的預見性，正如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曾坦言：“最艱難的退稿信往往要寫給那些技術完美但靈魂缺席的作品。”審美化的心象——構建紙上交響樂。萊比錫“世界最美的書”評選中，有個耐人尋味的評分項叫“翻閱時的聲音”。德國書籍藝術家認為，優質紙張摩擦產生的細微聲響，應該像踏過秋日落葉的節奏。這種近乎奢侈的標準，揭示出版創造完整的審美體驗。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窗簾布”經典系列故意保留織物紋理，當讀者指尖撫過封面，普魯斯特的瑪德琳蛋糕香氣仿佛已透過觸覺蘇醒。在電子閱讀占據主流的今天，這種可觸摸的文學性反而成為抵抗精神速食主義的堡壘。

四是應有“俠”之文化的靈魂：即應有構建精神坐標的能力。文化是出版的靈魂，也是出版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個優秀的出版人不僅需要扎實的專業技能，更需深厚的文化底蘊。這就源于長期的積累，需廣泛涉獵各類知識，多讀書、讀好書，拓寬視野，提升審美。唯有如此，才能在紛繁的書稿中辨明優劣，去蕪存菁，打造出真正有價值的作品。蘇軾曾言：“腹有詩書氣自華。”出版人要具有“觀察天地的神悟”、“構建精神的神智”、“營造人格的神韻”，其文化修養直接影響其對書稿價值。觀察天地的神悟——從多元文化中汲取養分。抗戰烽火中，生活書店的鄒韜奮慧眼如炬，以深邃的文化洞察力，出版《萍蹤寄語》等書，為民族精神注入了堅不可摧的力量。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與出版。他憑借深厚的國學功底，主持編校《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經典，使許多瀕臨失傳的文化瑰寶得以流傳。正是因為他廣博的學識與高遠的眼光，才能精準把握選題價值，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構建精神的神智——打造具有引領性的內容。在信息化時代，出版業肩負著更為重要的文化使命。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主持《讀書》雜志期間，以其開放包容的編輯理念，廣泛涉獵哲學、歷史、藝術等多元領域，將雜志打造成改革開放初期思想啟蒙的重要陣地。這種兼容并蓄的編輯方針，不僅培養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深度，更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三聯生活周刊》則以其獨特的文化視角和深度報道見長，編輯部堅持“慢新聞”理念，通過精心策劃的選題和深入細致的采訪，將社會熱點轉化為文化思考的契機。營造人格的神韻——書籍成為塑造社會價值觀的載體。從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這些經典出版物都在潛移默化中塑造著國民的精神世界。優秀的出版人應當像建筑師一樣，既要把握時代的精神需求，又要具備前瞻性的文化視野，在商業價值和文化使命之間找到平衡點，為讀者建造通往更高精神境界的階梯。在數字化閱讀日益普及的今天，出版業更需要堅守內容品質，以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技藝，打造能夠經受時間考驗的文化精品。出版人手中握著的不僅僅是油墨紙張，更是以文化為魂構建的精神坐標。

五是應有“俠”之文創的篤志：即應有理論與實踐融合的能力。文創不僅是內容的裝幀與形式的創新，更是思想深度與傳播廣度的辯證統一。作為出版人，我們既要做理論的踐行者，也要做實踐的思考者。唯有將“普遍性的理據”“根本性的理解”“領域性的理論”三者融合，才能讓文化扎根土壤，又破土新生。立足“普遍性的理據”——學術性與大眾性的平衡。出版的本質是知識的傳播，而知識的生命力在于“雅俗共賞”。學術著作若囿于象牙塔，便失去了社會價值；大眾讀物若缺乏思想深度，則易流于浮泛。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將康德、黑格爾的哲學經典轉化為平實語言，并輔以譯者導讀和案例注解，讓高深理論走入普通讀者的視野。《明朝那些事兒》，以通俗筆法重構歷史，但其考據嚴謹性絲毫不遜于學術論文，真正實現了“學術大眾化”。這些成功案例證明：出版人需以普遍性理據為橋梁，讓知識既保留高度，又拓寬廣度。把握“根本性的理解”——直擊核心命題。文化創意的靈魂在于對本質問題的洞察。若脫離核心命題，再華麗的形式也只是無本之木。中華書局在出版《敦煌石窟藝術全集》時，沒有止步于圖集的精美呈現，而是通過跨學科團隊，梳理敦煌藝術中的文化融合脈絡，揭示“絲綢之路文明互鑒”這一根本命題。同樣《三體》的全球暢銷，正因劉慈欣以科幻為外殼，探討了“人類文明存續”的終極追問。出版人需深挖思想的礦脈，而非止步于表面雕琢。運用“領域性的理論”——跨學科創新的引擎。當代文化問題的復雜性，要求出版人打破學科壁壘，心理學、社會學、數字技術等領域的理論，都能為文創注入新活力。理想國出版的《顯微鏡下的大明》，將歷史檔案研究與數據可視化結合，用統計學還原明代基層社會運行，開創了“數字人文”出版新范式。這些創新證明：出版業的邊界，正隨著跨學科理論的應用而不斷拓展。出版人的文創之志，歸根結底是“守正創新”的志業。守正，要求我們以理論為錨，確保文化的深度與高度；創新，則需以實踐為帆，推動思想破圈傳播，以更開闊的視野、更扎實的功底，做文化土壤的耕耘者，更做時代精神的破土者。

六是應有“俠”之創新的才能：即應有驅動行業變革的能力。創新是出版的活力之源。作為出版人肩負的“創新的能”，正成為驅動行業巨輪破浪前行的核心引擎。出版業的壯闊圖景正呼喚我們以“推動”之勇打破思維桎梏，以“驅動”之智點燃技術引擎，以“抖動”之敏駕馭市場波瀾。推動的能力——破壁開新局。 這要求我們以勇氣突破傳統模式的圍城。曾幾何時，日歷僅是日期載體。但“單向歷”團隊以敏銳的文化觸角，賦予日歷深刻的人文引語與設計美學，將尋常之物打造成連接千萬讀者的精神日課，年銷數百萬冊。這不僅是產品的勝利，更是出版思維從“載體提供者”向“價值共鳴體”華麗轉身的明證，唯有打破慣性思維的高墻，才能拓出內容價值的新邊疆。驅動的能耐——科技賦新翼。 技術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重塑產業生態的澎湃動能。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創作、編校與傳播鏈條。國內某大型教育出版集團，率先引入AI智能審校系統，使教材質檢效率躍升40%，將寶貴的人力釋放至更富創造性的策劃之中。同時，基于大數據的個性化推薦算法，正在改寫“發行”的定義，讓優質內容得以穿透信息繭房，精準抵達渴求的雙眼。善馭技術洪流，我們方能將內容價值以更高效、更精準的方式送達時代的心跳處。抖動的能量——馭變開新篇。 市場瞬息萬浪，出版人需如沖浪者般敏銳感知潮汐，在動態中錨定機遇。回想疫情初期實體書店的凜冬時刻，上海建投書局并未坐困愁城，而是迅速構建線上“文化直播室”。名家對談、策展導覽、好書精講等內容通過屏幕直抵千家萬戶，單場直播屢創可觀轉化率，將空間困境扭轉為無界連接的契機。正是這種擁抱不確定性的敏捷與韌性，讓我們能在風浪中校準航向，甚至借勢躍升。

七是應有“俠”之美學的賦形：即應有驅動內容與形式統一的能力。出版書籍不僅是思想的容器，更是美學的載體。正如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言，“詩意地棲居”是人類精神的追求，而書籍的“形”與“神”的統一，正是這種詩意的具象化體現。出版人的使命，便是通過“感知的形態”“思辨的形質”和“質感的形式”，讓每一本書成為內涵與美感兼具的藝術品。感知的形態——優化閱讀體驗。書籍的“形”首先服務于“讀”。出版人讓優秀的裝幀設計喚起讀者的共鳴。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企鵝經典：小黑書》系列，則以口袋本尺寸和黑白插畫復刻古典文學的簡約美，讓閱讀成為隨身攜帶的雅趣。日本設計師原研哉為《白》設計的封面，僅用純白紙張和凹凸壓紋模擬雪地質感，無需文字便傳遞出“空”的哲學意境。這些案例證明，形式本身即是內容的外延，出版人需像導演調度鏡頭一樣，用視覺語言引導讀者進入文本的世界。思辨的形質——重構內容邏輯。內容的呈現方式直接影響思想的傳播效率。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通過現代排版技術將古籍豎排改為橫排，輔以校勘注釋和索引，既保留原典風貌，又降低了閱讀門檻。美國作家塔拉·韋斯特弗的《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中文版通過章節標題的字體漸變，隱喻主人公從蒙昧到覺醒的蛻變。出版人需像建筑師一樣，用結構設計讓思想“立體化”，幫助讀者在邏輯與情感的雙重路徑中抵達核心。質感的形式——升華藝術價值。書籍的物理質感是其美學價值的終極呈現，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書籍的“形”恰恰是抵抗浮躁的盾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古書之美》則以仿古線裝和手工宣紙還原傳統典籍的裝幀工藝，讓讀者在觸摸中感受文化血脈。這些作品證明，紙張的重量、油墨的氣息、裝訂的工藝，都是出版人對“美”的虔誠注解。當我們用美學思維雕琢每一頁紙、每一次翻動，書籍便不再是信息的搬運工，而成為思想的雕塑者。我們以匠人之心，將內容與形式熔鑄為永恒的藝術，讓讀者在捧卷之時，既能觸摸思想的棱角，也能聽見美學的回響。

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文化意境中，“義”在漢語體系中指公正合宜的道理或舉動。《說文》“義，己之威儀也。”《賈子道德》“說有義德之美也。”孔子認為，所謂義，就是“適宜”。可見，其所具有的精神內核就是“俠義精神”。出版人的“五義”素養在碎片化、淺表化閱讀盛行的當今更顯珍貴。我們提倡的出版人應有的“五義”理念，不僅是出版人踐行使命的視角與原則，而且能為出版人的“七俠”意蘊內涵構建提供方向與指引。

一是“義”在視野要廣闊：即要懂得立足高遠，心懷天下。視野之“廣”，意味著真正的出版人須將目光投向壯闊的“國之大者”，于全球文化奔涌的激流與本土社會深沉的需求中尋找航標。出版人雖各有深耕領域，但目光不可囿于單一學科的高墻之內。科技突進、社會思潮起伏、藝術風尚流轉、國際格局演變等，這些看似“外行”的宏大圖景，實則是孕育選題、洞察讀者需求的沃土。出版人的胸襟中，當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恢弘氣度，思考出版的終極價值，把握為啟迪民智、傳承文明、推動社會進步的規律。王云五主持商務印書館時，其視野之宏大令人感佩。他策劃的“萬有文庫”系統整理中外經典，既有《國學基本叢書》的深沉本土情懷，又廣泛吸納西方科學思想。這套文庫以“普及知識，啟迪民智”為宗旨，惠及萬千學子，在風雨如晦的歲月中點燃了無數知識的火種。放眼當下，故宮出版社則巧妙地將《千里江山圖》等傳統國寶與現代數字技術相結合，打造出令人嘆為觀止的“數字古籍”與沉浸式展覽，讓沉睡的文化寶藏煥發出時代新光。中信出版社敏銳捕捉全球化脈搏，精心引進《人類簡史》《未來簡史》等著作，為中國讀者洞開了一扇眺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之窗。廣博的視野正是出版人策劃具有深度與溫度內容的先決條件。

二是“義”在視角要獨特：即要懂得多維立場，獨特表達。視角之“特”，非標新立異，而是源于深刻理解后的獨到切入與價值彰顯。出版人需清醒認知自身及其出版機構所秉持的文化立場、價值取向和目標讀者定位。在信息同質化內容泛濫的當下，獨特視角如同迷霧中的燈塔，指引讀者抵達未曾領略的思想彼岸。出版人需熔鑄個人經驗與文化底蘊，找到那條既具專業深度又富鮮明個性的敘事路徑。三聯書店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蘊和獨特視角聞名于世。其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后20年》并未落入偉人傳記的俗套，而是聚焦先生晚景，透過其學術堅守與人格風骨，折射出特定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圖譜，其視角之獨特、敘事之深刻，令人掩卷長思。而“理想國”品牌旗下的“M譯叢”，則致力于引入挑戰主流認知、提供多元世界圖景的社科力作，如《耳語者：斯大林時代的私人生活》等，其視角之犀利、立場之鮮明，在讀者心中激起深刻回響。這些出版實踐昭示我們，獨特視角是內容脫穎而出的不二法門。出版人的獨特視角，使其在蕪雜的信息礦藏中能辨識真金，并以獨有的光芒將其呈現于世。它要求出版人不斷反思自身位置，豐富生命體驗，深化文化理解。

三是“義”在視覺要敏銳：即要懂得識別本質，融合創新。視覺之“敏”，是出版人對信息、文本與時代脈搏的感知、解析與再創造能力，這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視力”。面對信息的汪洋大海，出版人需煉就火眼金睛，于紛繁蕪雜中迅速識別真金，并善于將看似不相關的元素進行創造性的聯想與融合。出版人面對書稿，需能穿透文字表層，敏銳捕捉作者的真正意圖、文本的深層結構、思想的精微火花與情感的真實涌動。這要求出版人不僅是技術性的文字處理者，更是能與作者精神對話、與文本靈魂共振的深度讀者。中華書局在傳統文化出版領域堪稱標桿。其敏銳捕捉到年輕一代閱讀習慣的變遷，將《論語》等經典文本轉化為系列生動活潑的動畫短片，并開發出交互式APP，使古老智慧以輕盈姿態飛入尋常百姓家。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慧眼識珠更是出版史上的佳話。當年編輯團隊力排眾議，果斷簽下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文版權，從此讓魔幻現實主義的颶風席卷神州大地，深刻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肌理。這種敏銳度與融合力，正是內容煥發新生的關鍵引擎。

   四是“義”在視線要深邃：即要懂得錨定方向，拒絕短視。視線之“深”，解決的是“眼睛與目標”的關系。出版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長線事業，需出版人具備穿透浮華表象的深邃目光，堅守文化初心，在垂直領域精耕細作，打造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地標。出版人須時刻將個體工作置于宏大的社會文化發展脈絡中考量，深刻理解時代精神、國家戰略與民族復興的需求。其視線需穿透短期市場波動，洞察社會深層矛盾與精神渴求。選題策劃、內容把關，皆應服務于推動社會向真善美發展的長遠目標。商務印書館早期以“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宗旨，編譯出版大量西方學術名著，正是深謀遠慮地把準了時代變革的文化航向。人民文學出版社對魯迅先生作品的出版歷程堪稱“視線要深”的典范。數十年來，他們持續投入巨大資源，精心校勘、整理、出版《魯迅全集》及各類研究著作，不為一時市場熱度所動，只為守護這份深刻影響民族精神的文化遺產。回溯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等機構在物資極度匱乏、環境極其險惡的條件下，依然排除萬難出版進步書刊，傳播火種，其目光早已超越眼前困厄，投向民族未來的精神重建。這種扎根深處、拒絕短視的定力，是文化精品得以誕生的沃土。

五是“義”在視點要準確：即要懂得聚焦核心，邏輯清晰。視點之“準”，是出版人觀察的立足點與焦點，首先體現為對出版使命與文化擔當的念念不忘。在信息如海、價值多元、技術迭代的今日，出版人更需以明澈之目與澄凈之心，在喧囂中守護價值，在流變中錨定方向。中華書局組織編纂《點校本二十四史》這一鴻篇巨制時，其視點之精準令人嘆服。編纂團隊始終將“最大限度保存史籍原貌、提供精善可靠版本”作為絕對核心，對版本選擇、校勘原則、標點體例等每個環節都反復推敲，邏輯嚴謹，終成學界公認的權威定本。科普出版社在引進霍金的《時間簡史》時，編輯團隊面臨巨大挑戰：如何在保持科學嚴謹性的同時讓深奧理論為大眾所理解？他們精準聚焦“揭示宇宙基本原理”這一核心，通過巧妙的章節安排、生動的比喻和精當的注釋，將復雜物理概念轉化為清晰易懂的敘述，架起了一座通往宇宙奧秘的堅實橋梁。精準的視點和清晰的邏輯，是內容質量的壓艙石。

毛澤東同志曾贊譽鄒韜奮“真誠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亦是當代出版人的精神坐標。出版人當應有的“七俠五義”意蘊，不僅是作為出版人能力與準則的抒發，更是對一種文化信仰的堅守。在技術革新與全球化浪潮中，出版人唯有以“俠”之擔當、“義”之堅守，方能不負時代，為文明傳承與出版創新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