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強

中國教育出版傳媒集團黨委委員，人民教育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編審

編輯：您一直深耕出版領域，先后在甘肅教育出版社、讀者出版集團、甘肅省新聞出版局、中國教育出版傳媒集團、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重要崗位擔任職務。從地方出版單位到國家級教育出版單位領軍者，從出版人到管理者，身份雖變，但您對出版事業的矢志熱愛和執著追求始終如一。在您心中，這份事業的核心使命是什么？

黃強：我至今清晰記得《中國編輯》雜志創刊號刊登了一篇好文章，那就是劉杲先生的《我們是中國編輯》。此文深刻闡述了編輯的職責，彰顯了編輯的文化自信與豪邁之情，對初入出版行業的我產生了深切的激勵。1988年我從西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畢業之后，就一直從事編輯出版工作，至今已有 37 年。那時碩士研究生比較少，我本可以留校，或去其他高校，當大學老師或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是偶然的一個機會，我機緣巧合進入了出版行業。既然選擇了這一行，就要培養對它的感情和熱愛，畢竟熱愛是最好的老師。進入出版社后，我愈加發現我以往積累的知識和所學的專業與出版工作的相關性很高，很容易培養感情，容易在工作中發現樂趣。在持續的編輯工作實踐中，這種認識不斷深化，從最初的被動適應逐漸轉變為主動追求，以至于始終如一堅守著這份事業。這 37 年一路走來，出版工作已然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認為，出版的核心使命在于文化建設，即傳播知識、傳承文化、傳播價值理念及人生智慧。中國古代有“敬惜字紙”的觀念，寫文章、出書是一件非常慎重且意義重大的事情。劉向說“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到“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顧炎武在《日知錄》里也強調“文須有益于天下，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國文化傳統中極為重視寫在、印在紙上的文字、文章，它們天生就該具有正向引導作用，旨在教人向善，傳播知識文化。現代出版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出版行業承擔著社會文化守望者的職責，肩負著維護傳統文化、建設先進文化并使其得以廣泛傳播和延續后世的重任。而教育出版是其中比較核心的部分，其使命就是通過文化知識的傳播立德樹人、鑄魂育人。

編輯：您曾總結在讀者出版集團、甘肅省新聞出版局的經歷是“從干事者向管事者轉變”，這種行政歷練如何重構您對出版行業的認知？在文化強國建設中，出版單位如何既堅守社會效益的初心，又實現經濟效益的持續，真正做到“講政治、謀長遠、看大局”？

黃強：一開始做編輯的時候，手頭能做的工作很有限，一年做不到10 本書。這些書的選題，有的是領導分配的，有的是自己策劃組稿的。那時的領導對我非常好，我與他們配合默契、溝通順暢，交予我的工作大都能圓滿完成，做成幾件事后，我也很有成就感。但時間長了就會發現，有些很好的選題，自己沒有能力或精力去實現。而擔任出版社負責人，就可以組織協調和調動更多的資源去做書。那時甘肅教育出版社規模雖小，但一年也要出一兩百本甚至兩三百本書。當編輯只需要看自己擔任責編的稿子，和少數作者打交道，可當領導要面對這么多作者和稿子，顯然不能事事親力親為，得調動大家一起干。任職讀者出版集團后，更要分管多家專業出版社的業務，這就涉及從干事到管事的轉變，要思考如何發揮大家的積極性，和大家一起干，就要建立大家共同認可的行為規則，包括考核分配機制、工作流程、工作評價的原則等，特別是要把控好整體的出書方向，這些則是一個出版單位的領導要做、該做的。

到了省出版局后，工作變得更加宏觀，不再直接做書，而是要參與管理全省范圍內出版相關事宜。這時既要全面了解國家政策，也要清楚在甘肅這樣的地方，整個出版行業（所有編印發單位）對于省里的文化建設負有怎樣的使命。要確定重點選題，比如扶持優秀傳統文化、地方文化傳播和地方文藝發展，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等，要根據省里的發展戰略來確定引導扶持方向。這又是更高層次的工作要求。后來到了人教社，我常跟同事們說，我們要在國家戰略和發展大局中考慮問題，要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業中，在教育強國建設中找到教育出版的方位。在人教社這樣的國家級教育出版單位，我們不僅要編研出版中小學各科精品教材，還要組織全國范圍的教材使用。教育是教書、讀書，出版是編書、出書，一個 “書” 字將我們的工作與教育強國建設緊密相連。在這里，服務國家戰略、服務大局、講政治、堅守意識形態陣地都不是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的工作。

如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融入課程教材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教育出版事業和國家政治需要緊密相連，所以講政治、謀長遠、看大局就至關重要。教材建設是國家事權，教材里傳達的內容體現國家意志，是用來在教學和學習中塑造青少年的價值觀念、培養未來人才、傳承一個國家的文化命脈的。從事教材出版工作，必須深刻理解國家意志，掌握國家的政治要求、戰略要求和人民群眾的需要，這一點十分關鍵。

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重考核下，作為企業的出版單位會面臨一些挑戰，在處理二者的關系上時常會有矛盾。在具體的出版實踐中，確實存在著有些出版物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看似不完全統一的現象，有的好書會虧損，有的書可能盈利較好但品位不高。有鑒于此，我們必須堅持社會效益第一，把握好兩個原則：一是絕不出品位差、違背核心價值觀甚至存在意識形態問題的出版物，這樣的出版物即使再賺錢也絕對不能出版；二是只要是傳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服務國家戰略、有利于文化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出版物，哪怕暫時不盈利，也要堅定不移地積極主動組織出版。事實上，成熟的出版單位并不是就一本書的效益來看待問題，而是將許多出版物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的。優秀的出版人將通過系統思維、整體運作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總體平衡。操作中要掌握市場規律，運用市場化手段運營社會效益突出的好書，力爭實現雙效俱佳。要深入體察讀者需求，通過不斷優化選題、表達方式、裝幀設計以及市場營銷和宣傳手段，讓好書的價值得到充分體現，實現好的效益。優質內容只有通過市場化運作才能更為廣泛地傳播，進而獲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大規模印刷傳播這種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推動了出版行業整體發展，沒有它，現代意義上的出版就難以興起。中國最早有規模出版始于儒家經典，以及《千字文》《百家姓》等蒙學讀物，還有佛經的印刷。近代以來機器印刷的出現，讓大規模出版傳播成為可能，促成了教科書的普及，極大地促進了教育的大眾化和平等化。

編輯：在甘肅教育出版社期間，您曾主持出版了《藏族文化發展史》“隴文化叢書”“敦煌學研究叢書”等多部影響深遠的著作，并多次連續獲得“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圖書獎等，甘肅教育出版社由此在學界和出版界聲名鵲起。您如何看待學術出版與教育出版的關系？

黃強：出版主要分為大眾出版、學術出版和教育出版三大門類。狹義上來說，教育出版是為學校教育服務的，更具體來說教育出版的產品主要就是教材、教學參考書和教輔讀物。要做好教育出版，一定要有扎實的學術基礎作為支撐，學術出版與教育出版內容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很多地方教育出版社有著較高的文化追求，加之經濟效益相對穩定，具備較好的基礎條件，有余力去做一些學術出版。當時像遼寧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學術文化類圖書出版方面成績斐然，浙江、江蘇、湖南、河南、四川等省的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許多有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力的書籍。我受到了他們的積極影響，以優秀出版人為榜樣。雖然我身處甘肅，但一直關注全國的出版情況，可以說眼界是全國的。我在西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習了 7 年，深知甘肅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歷史文化內容極具特色，蘊含著中國文化的本質性元素，比如先秦文化、敦煌及絲綢之路文化、民族文化等。所以甘肅教育出版社一直致力于敦煌類書籍的策劃出版，現在外界對甘肅教育出版社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就源于這些敦煌類書籍，我們當初策劃的一些選題一直延續至今。那時敦煌文化還不像現在這么火爆，但是當時我們已經意識到敦煌文化的獨特價值，而且甘肅當時的出版環境比較好，老一輩出版人鼓勵年輕人多出好書，為出好書創造條件。圖書獲獎后，單位會把喜報掛在大門口，那種榮譽感至今難忘。我還策劃出版過《藏族文化發展史》，因為家人曾在青海藏族地區工作，我自己也去過甘南藏區，對藏族文化有一定了解，就萌生了出藏族文化圖書的愿望。當時有緣認識了中央民族大學的青年學者丹珠昂奔，他是甘肅走出來的藏族學者，發表了許多高水平學術論文，還寫過《吐蕃史演義》這樣的長篇小說。我在電視上看到他給研究生講授藏族文化史課程，就聯系他約稿，他表示手頭正好在做相關工作。差不多三年后，120 萬字的稿子完成，我們精心編輯、順利出版。作者對藏族文化飽含深情，全書視野開闊，研究深入，敘述生動，在對待類似藏獨、西藏民主改革等一些敏感問題上，有著清醒的認知和立場。這本書榮獲“五個一工程”獎，也讓我感到振奮。

偶然碰上一兩本好的書稿成不了氣候，學術圖書的出版要主動策劃，要形成系列，要持續用力。做學術出版如果只考慮眼前的利益得失，那真的會覺得很辛苦。一定要有精神層面的升華，感受到自己所做事情的意義和價值，并得到社會的認可，才能體會到其中的樂趣。學術出版支撐了教育出版，為教育出版的高質量發展鍛煉了人才，提升了教育出版的內涵和底蘊。

編輯：《讀者》雜志被譽為“中國人的心靈讀本”，其成功在于平衡大眾審美與人文深度。您曾長期任職讀者出版集團，面對當下碎片化閱讀趨勢，您認為出版人應如何堅守“文化守門人”的職責？從《讀者》到人教社主題出版，這種文化傳承的延續性與創新性如何相統一？

黃強：《讀者》雜志創刊于 1981 年，起初叫《讀者文摘》，和我上大學是同一時期。《讀者》的成功離不開甘肅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曹克己，還有鄭元緒和胡亞權兩位年輕編輯。改革開放初期，能讀到的觸動心靈的美文比較少?！蹲x者》的創辦者看準了這一需求，克服了諸多困難，在一個好領導和一群有創新精神的年輕人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這次意義非凡的創業。

《讀者》在甘肅創辦有其獨特原因。它是文化類文摘雜志，讀者關注的主要是文章本身的內涵，而不是信息的及時性，一篇文章出現在第二期或第三期對其效果影響不大，這使得在甘肅這樣經濟和信息相對不發達的地方也能辦好。很多人覺得《讀者》是精巧、好玩的心靈雞湯類讀物，其實并非如此。首先，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它持續刊載先進、開放、文明和美好的東西，比如它介紹了當時的很多改革家，介紹了許多新思想新理念，它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通過一點一點的努力，成為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力量。

其次，《讀者》是中國人的心靈讀本。它觸摸人心中最柔軟的地方，將人內心的真善美調動出來，從內心里感動讀者，以情動人，讓大家產生共鳴，引導大家做一個好人，一個現代的人，以此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再次，《讀者》堅持中國立場，它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值得學習的東西完美結合，真正做到兼容并包，形成了中國特色。最后，《讀者》的文章質量高。《讀者》依靠讀者辦刊，那時出版社收到最多的郵件就是《讀者》的薦稿，每天有幾個麻袋，編輯們認真閱讀這些稿件，做到了“千里挑一”。一旦選用，刊出時會寫上推薦人名字并付給稿費，還會注明原刊出處并給原刊和原作者付酬，即 “一稿三酬”。這種方式有效調動了全國讀者的積極性，大家會把從書、報、刊上看到的好文章剪下來或復印后寄給編輯部?！蹲x者》的文章，內容精美，形式精短，時間一長形成了自己的特點，被稱為“《讀者》體”的美文，成功后被很多報刊模仿，以至于“雞湯”類文字流行，遭人詬病，我想那是怪罪不到《讀者》的。

《讀者》影響了一個時代青少年的成長，甚至影響了他們的寫作方式。而人教社的主要讀者對象也是青少年，特別是中小學生。除了充分利用課本的價值，在課堂教學中“培根鑄魂、啟智增慧”，人教社的課外讀物特別是主題出版物也應對《讀者》有所借鑒。一是出版物的選題和內容要切準時代脈搏，呼應和適應新時代的召喚和需求，真正為中國式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匯聚精神文化力量。二是出版物的選題、內容和形式要契合當今時代青少年讀者的學習需求和閱讀興趣，要策劃出版他們成長所需、心靈所需、情感所需、喜聞樂見的出版物。三是注重質量，精益求精。追求人文和審美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牢牢樹立精品意識，創新生產精品的機制，打造選題、內容、敘事、裝幀設計完美結合的精品出版物。

編輯：閱讀對于個人成長成才、國家社會進步、文明傳承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您多次強調閱讀是教育的重要支撐，并提出“以全民閱讀之力，助推教育強國建設”。在如今的青少年閱讀素養培育中，應當如何通過出版創新真正地“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書香的種子”？

黃強：國家對全民閱讀極為重視，已連續多年寫入國家文件，并為之立法，每年舉辦國家層面的全民閱讀大會，大力推動全民閱讀。從教育出版的角度來看，學生是全民閱讀的核心群體，全民閱讀應從娃娃抓起。一方面，學生時代本就是讀書、獲取知識的黃金時期；另一方面，在孩童時期養成閱讀習慣，能讓人在一生中都保持對學習的理解，掌握這一最有效的自我提升手段。

以人教社為例，我們的核心產品是教材、教學參考書和教輔讀物，但對于學生的全面成長而言，僅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課外閱讀對于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人文情懷和審美能力至關重要。人教社在編研出版優質教材類產品的同時，積極編輯出版、推廣供青少年課外閱讀的書籍，積極建設書香校園、書香家庭、書香社會，營造濃厚的閱讀氛圍。比如在課本的基礎上進行符合課標要求和教學規律的科學設計，將學生的閱讀由課內拓展延伸到課外，幫助學生提升自主閱讀、獨立閱讀能力。配合統編小學語文教材，策劃出版了“快樂讀書吧”叢書，由點及面，將課本中的課文、欄目進行分類拓展，供小學生課外閱讀；配合統編中學語文教材，推出“名著課程化閱讀叢書”，為中學生提供了配有針對性導讀的名著權威版本，由單篇閱讀、片段閱讀延伸至“整本書閱讀”；而“課文作家作品系列”，則根據學段、年級循序漸進，由學習作家入選課本的篇章，延伸至對作家系列代表作品的閱讀；還有一套“學科閱讀書目”叢書，為中小學學生和教師推介各學科的閱讀書目，旨在引導和建立學生閱讀不應局限于文學名著或文史類圖書，數理化等學科也應有必要的延伸閱讀的理念，以此來倡導科學閱讀，提升學生科學素養；在主題出版方面，推出了《課本背后的紅色故事》、“中國讀本”叢書（英語讀物）、《中華民族一家親 童謠繪本》以及《藍海金剛》等優秀圖書；在科學教育方面，出版了《寫給青少年的雙碳故事》、“逐夢系列”等圖書，創辦了《中小學科學教育》期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形成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濃厚氛圍。葉圣陶先生說過：“要把書送到讀者手里，才叫發行”，“要盡量擴大讀者群，使不讀書的讀書，少讀書的多讀書。” 政府推動全民閱讀，開展“全國青少年學生讀書行動”，發布閱讀推薦書目，評選優秀圖書。出版社出了好書只是第一步，引導、推動閱讀，發揮閱讀的作用更為重要。我們經常向學校特別是農村、偏遠地區、民族地區的學校捐贈圖書，邀請作家到書店、學校舉辦講座，我們還連續多年開展全國性的誦讀活動。我前兩年到海南、新疆等很多地方開展閱讀活動，就是為了讓大家認識到閱讀的好處。然而，推動青少年閱讀面臨諸多困難，最突出的問題是孩子沒有時間閱讀。前年我們在蘇州舉辦青少年閱讀教育論壇，有老師提到，注重應試教育導致學生的課外閱讀時間往往被大量作業擠占。不過，也有一些有見識的老師在學校組織讀書會、讀書班，利用課后一小時，讓幾十個學生一起讀書、交流感想，還制訂了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的閱讀計劃，這種方式對培養學生的價值觀、審美和文字表達都有很大的好處。

如今移動網絡普及，很多學生都沉迷于短視頻、游戲之中，刷完手機后并無所得，自己內心空虛，家長也很苦惱。即使是文字內容，也多是碎片化的、雜亂的。針對這種情況，一方面我們要對青少年使用手機給予一定的限制，減少過多的娛樂性閱讀；另一方面，我們要加強數字出版，把更多健康的精品內容放到網上供孩子們閱讀。與此同時，還是要千方百計推廣傳統閱讀，幫助學生深入閱讀紙質圖書，讓學生內心寧靜而充實，收獲知識與成長。在今年的政協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閱讀要和傳統閱讀結合起來，守住我們的內核和素養?！蔽覀冏鳛槌霭嫒耍纫兴鶆撔?，也要有所堅守，盡自己的力量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書香的種子。

編輯：近年來，國家全面實施學校美育浸潤行動，強化美育育人功能。出版作為美育的重要傳播途徑與平臺，應該如何引導廣大青少年全面提升文化理解、審美感知、藝術表現，弘揚美育精神，呈現美育成果，傳承中華文脈？

黃強：過去講德智體全面發展，進入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確立了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美育得到了高度重視。美，是一種合理的、讓人看著舒服、心理平衡的存在，美育的核心在于提升青少年學生對美的感知、理解和創造能力，讓他們形成健康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從人教社的角度出發，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落實美育工作。一是通過藝術類教材開展系統教育。以新一輪修訂的義務教育藝術教材為例，其涵蓋的內容更為廣泛，不僅包含傳統的音樂和美術，還增設了舞蹈、戲劇、書法等多個板塊，教材的整體水準和層次都有了顯著提升。二是進行跨學科的融合，將美育滲透到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等學科，在各科教材的設計中融入美的理念和元素。三是編輯出版幫助學生提高藝術素養的課外讀物。

美育在學生的學習、生活中有著豐富的實踐途徑。近年來，許多學校開展了多彩的藝術實踐活動，還通過展覽、演出等方式展示學生作品。國家推動各地博物館、藝術館免費開放，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前往參觀學習，這一過程便是美育的重要實踐。而研學旅游更是將課堂知識進行延伸，以課程化、系統化的方式，引導孩子了解旅游地的傳統文化、傳統建筑和傳統藝術，讓孩子在這些實踐活動中接觸和感受各種審美元素。

相比過去，現在的學生擁有更好的美育條件。學生不僅能在學校接受更專業的藝術教育，還能通過多種渠道接觸美育，如參加各類文化活動、借助互聯網資源等。美育的最終目的是陶冶學生的心靈，使他們的內心更加健康、寬容，情緒更加穩定，心理狀態更加平衡。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家長對美育重視程度的提高，我們有理由對下一代的美育發展保持樂觀態度，相信他們將在更豐富多元的美育環境中得到全面發展。

編輯：在出版深度融合發展背景下，優質內容生產成為出版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高素質的學者型編輯人才尤為重要。您一直倡導“編輯學者化”，今天該如何重構編輯的核心競爭力，加強對學者型編輯的培養？

黃強：出版行業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著更高的專業要求，編輯成為學者型編輯顯得尤為重要。我很早就倡導過 “編輯學者化” 。我剛進入出版業那個時候，著名作家王蒙曾提出 “作家學者化”的概念，認為作家只有具備學者素養，寫出的作品才有深度，才能洞悉文化內涵和人類心靈的精妙之處。受此啟發，我寫了一篇關于“編輯學者化”的文章。恰逢1990年在石家莊召開全國教育出版研討會，我就提交了這篇論文。論文不僅入選，還獲得了大會發言的機會，河北教育出版社編選成論文集正式出版。此文沒在期刊上發表，別人難以檢索，影響力有限。不過對我個人而言，從那時起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這個理念對于提升編輯素養、行業地位以及圖書質量，至今仍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編輯之所以要學者化，是因為出版傳播的是深層次的文化知識。圖書的內容更需要沉淀，編輯過程也較長。廣播、電視、報紙、通俗期刊、網絡等大眾傳媒多是即時性的，書籍與之不同，它傳播的內容不僅要影響當代，還要留傳后世。劉杲先生有句名言：“編輯的最高追求是出版傳世之作。”既然要傳世，內容所表達的思想和知識就必須經過驗證，立得住腳，有傳承價值。這就要求編輯能把握思想知識的深度，否則就難以辨別作者的高下，拿到好稿子也發現不了其真正的價值所在，加工稿件時還可能誤刪精華，留下糟粕。如果沒有足夠的學術修養，編輯就沒有與高層次作者平等對話的能力和資格，又怎能組織、加工和傳播最優秀的文化？所以，學者化是圖書編輯提升素養的重要途徑。特別要強調的是，當下出版業肩負著大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很多選題和書稿蘊含著很深的傳統文化內涵，出版界需要高度重視培養編輯的傳統文化底蘊。

當然，編輯致力于學術研究與從事繁雜的編輯事務之間也會存在一定矛盾，需要編輯個人去平衡。但編輯學者化是一種追求，是高質量發展中我們要用內心的熱忱去追求的個人的高素質和產品的高品質。如今編輯出版專業也可以培養博士，也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社會對于培養高層次編輯出版專業人才的重視。我認同這樣的培養模式：編輯首先要在原來的專業領域學精，然后再學習編校理論、編輯史、出版史、出版概論、著作權法等知識。很多大學也是這樣做的，本科階段學生在各個院系學習專業知識，如經濟、政治、化學、物理等，本科或研究生畢業后有志于出版行業的，再深入學習、研究出版相關知識，這樣培養出的人才素養更深厚。如果人教社的編輯沒有相當的學術水平，編研出版各學科精品中小學教材的工作是難以勝任的。

人教社有一套培養學者型編輯的方法。人教社成立之初，就集聚了葉圣陶先生等一批名家大家編寫中小學教材。后來我們傳承這一經驗，提出“編研一體”理念。人教社還有一塊牌子，是“課程教材研究所”，我們既是教材的編輯出版單位，也是教材的研究編寫單位。我們教材編輯室的主任大多都是能夠擔任教材主編的人，同時在專業學會任職，在其學科領域有一定的權威性。我們以專業編輯為主，組建“三結合”的作者隊伍，即編輯、學科領域專家以及中小學教師共同編寫教材。在培養措施上，我們采用師徒制，新編輯入職后會指定導師帶三年；建立科研工作機制，進行科研考核，根據論文發表、咨詢報告等給予實實在在的獎勵。我們的博士有科研工作站已運行了十年。我們又成立了人教研究院，擁有出版融合發展重點實驗室、數字教育出版技術與標準重點實驗室、國家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等專業研究力量，并入選國家出版智庫。研究院開展有組織科研，不僅統籌、帶動、考核、管理全社科研工作，自身也承擔研究職能，現有 30 多名專職研究人員。此外，研究院每兩年舉辦一次中青年論文大賽，評選過程十分嚴格，既培養了年輕編輯，也營造了濃厚的科研氛圍。人教社在培養學者型編輯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通過理念倡導和措施落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編輯：當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快速沖擊著出版全流程，從作者創作到版權保護，從編輯職能到銷售渠道，出版的經營管理模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您既見證《讀者》的輝煌，也主導人教社的融合變革，您認為出版管理者應該如何看待這一變化，以適應出版經營管理模式創新，從而更好守護“出版是文明沉淀的載體”這一根本遵循？

黃強：近年來，數字化融合發展的浪潮洶涌澎湃，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各類相關信息技術的出現，對我們出版業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我們首先要積極學習，了解新技術，擁抱新技術，適應新變化，并消化、吸收新技術，讓它們為我所用。同時，更要深入思考出版行業如何主動求變，在變革中實現創新發展的路徑。

從融合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始終不能忘記出版的核心理念，那就是傳播文化、傳承文明。我們要深入研究讀者的需求，學會用新技術去滿足他們的需求。無論是教師、學生，還是其他讀者，在數字化時代對數字化教材、數字化產品都有需求。如何在數字化教學中，為老師提供便捷的資源和使用方式，從而改變教學現狀，這是我們需要優先關注的問題。我們必須深入課堂，深入到具體的學習情境中，進行調研、了解、梳理，細化讀者需求，開發真正適用的數字化產品。我們在這方面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只有在充分了解需求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研究開發出“應用為王”的優質產品，滿足變革時代數字化教育的需要。

像DeepSeek這樣的人工智能技術，在實際工作中確實能為我們提供諸多便利。比如在出版大模型開發、審校系統應用、工作流程管理等方面，都能發揮積極作用。撰寫簡單的產品介紹類的文稿，它能完成其中的百分之七八十。對于介紹一般性知識的圖書選題，如果編寫者確定框架及主體內容后，讓人工智能輔助撰寫基礎內容，再由編寫者進行打磨、糾正和優化，這大致也是可行的。然而，我們在使用這些技術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一方面，作者使用這些技術后，我們收到的書稿，很難判斷是作者本人撰寫的，還是機器生成的，這對我們判斷稿件的創新性、決定是否出版帶來了困難。國內外已經有一些關于人工智能能否作為作者的討論，甚至已經有由人工智能寫的書出版了，這無疑給出版業帶來了新的難題。對于收到的書稿，我們是不是可以借助數字化手段判斷其創作過程和創作主體。另一方面，數字化時代也給版權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我們出版的教材、圖書資源豐富，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可能就被他人用于大模型開發及訓練。區塊鏈技術或許能在其中發揮作用，但關鍵是要研究建立新的規則。我們要呼吁持續的版權保護，真正將版權保護與利用相結合，要思考在人工智能時代版權作品為他人帶來價值的同時，保護原創者的利益，保護創新。我們希望通過合作實現共贏。對于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我們也不必過度擔憂。類似DeepSeek這樣的技術工具，更多的是對已有信息、知識的總結，雖然可能比個人總結得更全面，但真正具有創新性的內容，以及人類獨有的情感價值、文學創作中的想象力等，仍然需要依靠人類自身。人類自身的創新、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是永遠不可替代的，這體現了人文的內涵與價值。

總之，在數字化融合發展的進程中，我們傳統出版人要積極應對，通過自身努力，讓傳統出版價值在數字化時代得到新的賦能，從而實現出版業的創新，在社會發展中繼續占據一席之地。

編輯：最近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的若干經濟政策》，從財政支持、稅收優惠、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等多個方面為文化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在效益波動、數字化沖擊的背景下，您認為出版單位如何借力這些利好政策工具實現高質量發展，助力文化強國建設？

黃強：出版業在整個產業體系中屬于小行業，但是全世界的文化創新與發展都離不開它，并且需要對其進行扶持。在當下市場化和數字化的大趨勢下，出版業面臨著極高的創新要求。這是因為出版單位每年出版幾百種甚至幾千種書籍，每一種產品都需要創新，一旦創新不足，圖書產品就可能出現一出版便就無人問津的情況。只有那些能夠多次印刷的書籍，才能算是真正成功的產品。

如此高的創新要求，意味著需要大量的智力投入和經濟投入。但現實情況是，出版單位大多規模較小，缺乏積累。作為文化創新行業的集合體，出版業需要得到國家各方面的扶持。我國對于出版業增值稅優惠政策原本已經到期，后來國家又繼續出臺了延續實施增值稅優惠政策。近期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的若干經濟政策》，這對出版行業來說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這表明，黨和國家對于出版業的發展依然十分重視，是從整體上考慮、政策上扶持，調動多個部門的資源來支持的。雖然涉及的資金數額相對國家整體經濟而言規模不算大，但對于出版業的發展卻至關重要。此前，國家有文化發展資金用于扶持出版業，在數字化項目等方面也有諸多扶持舉措，在此得到了延續。但是，我們不能僅僅依賴國家的扶持資金，出版行業必須積極主動作為，注重創新，致力于培育高質量、有生命力的產品。不能把扶持資金僅僅當作完成項目的經費，花完就了事，如果不能將其轉化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產品，國家的財政扶持政策就只能產生短期效應，無法帶來長期的積極影響。

出版單位無論追求大而強還是小而精，打造高質量的核心產品才是關鍵。做一本書時，即便題材簡單、篇幅不長，但只要在其中融入精巧的創新，觸動讀者的內心，也有可能形成一個優質的長線產品?？傊?，要將創新意識和質量意識融入打造長線產品的過程中，實現生生不息的創新發展，這不僅是出版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扶持文化產業的目標。

我們最希望的，還是形成良好的出版生態，比如全民閱讀真正能夠落細落實，保護版權和打擊盜版的力度要持續加強，要有效限制網絡平臺超低價銷售圖書，營造有利于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輿論環境，等等。（執筆：余大品、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