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智慧的沉淀，浩博的典籍經由出版得以傳承傳播，文明的基因經由出版得以賡續綿延，并深深浸潤在民族血脈之中，涵養出理性平和、大氣深沉的民族性格。新時代新征程，出版業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引領，承繼修史立典、存史啟智、以文化人的優良傳統，發揮培根鑄魂、啟智增慧的重要作用，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進行文化創新創造，打造具有創新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精品力作，構建起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大廈，不斷實現高質量發展。

把準方位與定位

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出版業高質量發展是建成文化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方面。出版兼具意識形態屬性、文化傳播屬性和商品屬性，決定了實現出版業高質量發展既有共性要求也有特殊方面。必須堅持政治家辦出版、專門家辦出版、企業家辦出版，立足民族復興偉大征程中的出版使命、建成文化強國戰略目標中的出版責任、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中的出版作為，準確把握出版業所處發展方位，展現出版人的情懷擔當，加快培育出版新質生產力，穩步推進出版強國建設，在科學應對復雜環境和不斷變化的形勢中，實現新的更大發展。

現在，數智技術迅猛發展并快速迭代，出版業正處于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變化之際，內容生產范式、商業運作模式乃至出版生態環境都受到深刻影響，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尤為緊迫。傳統出版業面臨的沖擊是從外圍到中心、從終端到本體，各個環節都受到波及并在努力調適。一是發行營銷渠道的變遷。網上銷售渠道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傳統實體發行渠道的生存空間，折扣控價體系不一加劇了這一現象，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導致大量實體書店舉步維艱。二是出版印刷技術的變遷。數字化、網絡化技術對傳播媒介的沖擊從報紙、廣電延展到出版，呈現明顯的波浪式特征，影響日益加深。三是內容生產形態的變遷。內容生產是出版業的核心領域。技術發展推動內容生產形態經歷了專業生成內容（PGC）、用戶生成內容（UGC）、AI輔助生成內容（AIUGC）、AI生成內容（AIGC）四個階段的演變，目前內容生產正面臨一場基礎性技術革命。四是讀者閱讀習慣的變遷。《2024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顯示，中國數字閱讀用戶規模達6.7億，同比增長17.52%；數字閱讀作品總量約6307.26萬部，同比增長6.31%。隨著網絡原住民群體規模越來越大，習慣數字閱讀的用戶還會增加，對傳統出版業的影響還會加深。

當然，在這場深刻變革中，一些基本要素是不會有根本性改變的，這構成了出版業守正創新、不斷發展的基礎。一是作者的創作是出版業的基石，也是出版業持續發展的不竭源泉。二是深度閱讀具有獨特優勢和不可替代的精神體驗。較之看電視、刷短視頻，讀書有門檻，同時也是剛需。從近幾年的情況看，紙質圖書在閱讀市場中體現出強大韌性，滿足深度閱讀需求的優質數字出版物消費也在增加。三是一大批有格局、有眼光、有情懷的出版人始終堅守出版戰線，為出版業創新發展勤耕不輟，推動新時代出版業砥礪前行。

在這場深刻變革中，出版業必須在認清發展方位中把握自身定位，彰顯特色優勢，發力主責主業，實現高質量發展。這既是守住守好黨的宣傳思想文化陣地的使命所系，也是身處巨變時代的生存發展之道。要堅持為人民出好書，緊扣國家之需、時代之需、人民之需，加強選題策劃和內容供給，著眼弘揚主流價值、傳承中華文化、推動學術繁榮，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內容、有品質的優秀出版物，更好地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全局、服務各行業各領域總體工作布局。

明確方向與遵循

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必須強化政治指引和理論支撐，這對加強出版相關研究、厚植思想理論根基提出了更高要求。

加強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出版工作重要論述的學習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對包括出版工作在內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論述十分豐富，還有許多重要指示批示、賀信回信等。這方面的梳理和研究需要進一步體系化、學理化，更好指導出版實踐和理論研究。

加強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研究。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研究，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揭示人類出版活動所蘊含的客觀規律，認識和解決出版工作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總體而言，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研究還比較滯后，出版界對其定義、內涵、外延尚未形成共識。需要深入開展研究，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出版觀，打牢出版工作思想理論基礎。

加強中國特色出版學理論建構研究。近些年我國出版學研究成果較為豐碩，但基礎理論還十分薄弱，很多基礎概念和范疇沒有被準確定義，學科概念體系、方法體系和理論體系還有待完善。總體而言，出版學還是一門不太成熟、尚在生成當中的學科，與建設中國特色出版學科，形成中國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要求有一定差距。要進一步系統推進研究工作，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思想和自主知識體系，為出版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理論支撐。

深耕內容與品牌

出版業是內容產業，創新內容是根本，做強內容是王道。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是持續推出高品質出版產品。必須始終秉持為人民出好書的理念，以匠心打造精品，有計劃地培育一批吸引力強、影響力大的優質出版品牌，提升出版業發展質效。

聚焦第一選題。圍繞做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宣傳闡釋，抓好第一選題出版，這是首要政治任務、最重政治責任。近年來，相關出版機構陸續出版《習近平著作選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一大批原著原典，成體系推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及總體國家安全觀等分領域《學習綱要》，并配套編寫了《學習問答》，為干部群眾學習領會提供了重要讀物。對每一本重點書籍，都要堅持最高標準、最嚴要求，集中資源力量，用心用情編輯出版，確保零差錯、高質量。

聚力主題出版。主題出版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出版類型。近年來，主題出版憑借其鮮明價值導向和深遠社會影響成為出版行業引領力量，出版題材更加豐富，選題范圍不斷擴大，圖書動銷品種、品種比重和碼洋占有率不斷攀升。同時也要看到，主題出版物的策劃含量、學術含量和專業水準仍有待提高，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仍有待解決。這就需要進一步圍繞馬克思主義和黨的創新理論解讀闡釋、黨和國家重大政治議程、重要慶典或紀念時間節點、干部群眾關心的理論熱點問題、文化傳承發展等重大主題，用心策劃選題，深度開掘內容，精心編輯打磨。作品類型和風格要更加豐富多樣，可以是嚴肅說理、宏大敘事的力作，也可以是打破慣常操作、以小見大的微觀敘事精品。

聚智優勢領域。圖書出版涵蓋面廣，涉及大眾出版、學術和專業出版、教育出版、少兒出版等不同領域。出版機構有不同的資源稟賦、發展定位，在多年耕耘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優勢領域和鮮明特色。要筑牢立身之基，在專業領域深耕厚植，持續提升原創能力，強化核心競爭力；審慎進入自身缺乏專業積淀和專門人才的新領域，避免因編輯專業素養和把關能力不足帶來出版風險。高品質的學術書籍凝結著深沉的智慧，彰顯著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思想深度、理論高度以及精神向度，難以用發行量評價，不能簡單用經濟效益衡量。要跟隨《復興文庫》編撰、“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等國家重大文化工程進展，持續推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學術出版成果。要以敏銳眼光、深厚情懷做好哲學社科等各領域重要學術成果出版，同時協助作者完成學術大眾化的表達轉換，努力把學術性與可讀性結合起來。

致力賦能與轉型

數智時代如何以深度融合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是需要出版人回答好的現實課題。

這里有兩對關系需要處理好。一是內容與技術的關系。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必須把握兩個重點，即堅持內容建設為根本，突出出版的內容價值引領；堅持先進技術為支撐，構建出版的科技創新運用機制。要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邏輯體系下把握“內容和技術”的關系，不固守不割裂，只有這樣，才能很好推進出版深度融合、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二是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的關系。這就需要深刻領會黨中央關于推進媒體融合發展的重要精神，充分認識到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不是取代關系而是迭代關系，不是誰主誰次而是此長彼長，不是誰強誰弱而是優勢互補。對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要把握兩者辯證統一的關系，既充分尊重彼此的發展規律和地位作用，又把握好深度融合、協同發展的方向趨勢。從出版史看，傳統慣性、路徑依賴的力量強大且持久，中國出版業正式結束簡帛時代并完全進入紙寫本時期，這其中歷時五六百年。當然，技術替代既可能是和風細雨、緩步行進的，也可能是疾風驟雨、大步跨越的。數智技術給出版業的內容生產、呈現載體、印刷形式、發行傳播等帶來全方位的深刻沖擊，但人民對高品質文化產品的需求不會變，為人民出好書的使命不會變，如何推進數智時代出版深度融合發展，各出版機構都在實踐中摸爬滾打，有一些成功做法和心得。

重構出版流程。運用數智技術推動出版融合發展，不能簡單地疊床架屋做“增量”，而要進行必要的組織結構優化、出版流程再造，助力出版提質增效。這就需要創新工作理念和方法手段，探索把互聯網思維和數智技術貫穿到選題策劃、編輯校對、排版印刷以及市場營銷等出版各環節，逐步實現全面徹底的數字化賦能、信息化轉型。現在，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或開源模型較多，出版領域的自研大模型很少。不少出版機構通過通用大模型接口調用或基于開源模型訓練，構建起專業領域細分模型，提供垂直類模型服務，用以重塑出版行業生產流程。直接運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進行智能寫作、智能編輯、智能翻譯，將使內容生產變得簡單高效，內容產量將因此激增，但也會帶來內容鑒別把關難、版權歸屬判定難等問題，技術雙刃劍效應需要高度警惕。

創新出版業態。數智技術為更多新業態發展模式、新樣態產品生產提供了可能，必然要求出版機構提升從紙質書到融合出版物的全流程開發能力，推出豐富多樣、功能互補的出版產品。未來，出版業將加快步入“智能+”階段，與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元宇宙、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技術深度融合，開發出從內容到形態深度創新的數字產品，打造出可視化呈現、互動化傳播、沉浸式體驗的智慧產品，形成全新的出版業態。出版不僅要做知識的生產，更要做知識的服務，這就要求出版向知識服務轉型，從傳統的知識生產型機構向技術驅動的知識服務型機構轉型，既生產知識產品又提供知識服務，持續深化資源開發、拓寬發展路徑。

調適發行模式。要創新拓展線上營銷渠道，用好傳統電商平臺，建強網絡自有營銷平臺或網上自營旗艦店，推進線下門店與線上云店融合發展，構建營銷新格局。近兩年，短視頻平臺成為網絡流量高地，眾多出版機構紛紛入駐開展“短視頻+直播”薦書業務，探索通過自播、達人帶貨直播、無人值守直播等形式做活營銷、擴大發行。此外，要積極開展對外出版發行和版權輸出工作，注重借助“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等持續擴大重要出版物對外出版語種、品種和發行覆蓋，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

培養融合人才。出版的背后是人，出版業高質量發展需要更多高素質人才作保障，必須積極探索數智時代培養造就新型出版人才的新模式、新路徑。一方面，提升融合編輯能力。打破傳統的文字編輯、數字音像編輯的壁壘，培養高素質多面手，更多推出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有機融合的產品。另一方面，構建融合人才體系。強化融合趨勢研究和新技術運用，把研究人才、編輯人才、技術人才、營銷人才的培養引進貫通起來，造就精于專業、熟悉上下游運作的復合型人才，為出版深度融合發展打牢基礎。

涵養文化與生態

出版業自成體系又關聯甚廣。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需要樹立系統思維，就像一體推進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協同發展一樣，把黨政各相關部門、社會各方面的力量調動起來、作用發揮出來，形成健康有序的發展環境，塑造良好閱讀生態，共同打造自信繁榮的出版文化。

實施好全民閱讀這一國家戰略。閱讀與出版如影隨形，出版業高質量發展與良好閱讀生態相輔相成。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并持續推動全民閱讀，習近平總書記專門致信祝賀首屆全民閱讀大會舉辦，黨的二十大報告和連續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對全民閱讀活動作出部署。應該看到，在認知形成過程中，閱讀深度影響人的智慧。紙質書籍的觸感與閱讀儀式感是電子書無法替代的，讀紙質書籍更接近閱讀的本質，但網絡時代的閱讀方式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內容和形式更加豐富，另一方面也存在碎片化、淺層化的弊端，這種情況下更要大力提倡紙質閱讀，同時也要發展數字閱讀新業態，加強優質數字閱讀內容供給。要大力推動全民閱讀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體系化，以出臺《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為重要契機，強化全民閱讀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發揮好評獎評論的引領示范作用，做好優秀讀物評選推薦，為讀者提供文質兼美的精神食糧。

點亮實體書店這一文化燈塔。近些年，一些實體書店創新經營理念和運作模式，從單一圖書銷售轉向提供多元化文化綜合服務、多樣化文化體驗空間，但更多的因網絡沖擊等原因面臨生存困境。出版業高質量發展，必然離不開實體書店高質量發展。有關地方和部門采取了不少扶持措施，起到了積極作用。北京市2025年新出臺《實體書店扶持項目管理辦法》，對新開辦書店、公共文化服務、閱讀文化活動進行扶持獎勵。要把支持實體書店作為文化強國建設的一項戰略工程來抓，創新理念思路、加大工作力度、促進轉型發展，讓更多書店成為城市的文化地標、市民的文化空間、讀書人的文化記憶。同時，積極拓展城市書房、農家書屋、職工書屋、社區書屋等閱讀空間，讓人們熱愛紙墨書香。

營造良好的出版政策環境。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加大對出版企業的資助扶持力度，加強出版質量管理，規范圖書出版發行市場，按照“充分體現文化例外要求”研究解決網上超低折扣發行等亂象和問題，防止眾多“低質低價投流書”擠占市場而帶來“劣幣驅逐良幣”的副作用，保障出版業可持續發展。出版管理部門和相關行業組織要協調強化出版應用技術研發和標準制定工作，推動建設通用型技術平臺，打造數字出版基地以更好發揮孵化、服務和支撐作用，研究解決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問題，讓科技創新更好為出版業賦能、出版業創新為科技提供轉化載體。

　（作者為學習出版社總編輯 黃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