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能有更多被譽為‘經典’、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目前中國在國際話語體系中仍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話語權與國際地位并不匹配，因此我渴望看到更多類似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樣的原創作品。希望中國能夠積極設置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概念和議題，使世界在辯論中更好地理解我們的發展理念和道路選擇。

　　■本報實習記者 葉鴻

　　走進一家書店，你可曾留意過“主題出版專區”，是否會習慣性地將其與“紅色經典”“理論著作”或“單位采購”劃上等號？這或許是許多人長期以來對主題圖書的“刻板印象”。然而，進入新世紀的二十多年來，諸如《習近平引用詩詞釋讀》《新時代這十年（2012—2022）》《小平小道》《同懷：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人》《共和國之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誕生記》《為國鑄盾：中國原子彈之路》《“村BA”：觀察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窗口》《“村超”的樂子、路子與日子》等主題圖書的陸續出版，打破了主題圖書的“小眾”困局，更使其成為催生暢銷書、常銷書的“核心力量”之一。如今，主題圖書已成為兼具行業影響力與社會關注度的文化現象。每逢重大時代節點，主題圖書展、閱讀分享會便會走進社區、校園與書店，成為大眾感知時代脈搏、參與時代敘事的重要方式。

　　一場靜悄悄的主題圖書變革已然發生。這場變革是如何發生的？

　　接受之變

　　過去，部分讀者認為主題圖書內容刻板、形式單一，與日常生活存在距離感，閱讀意愿較低。而如今，主題圖書在讀者中的受歡迎程度有了顯著提升，這不僅僅體現在日益增長的銷售數據上，更體現在讀者主動閱讀的熱情中。

　　過去，閱讀主題圖書多是出于任務要求或被動指派，而現在卻逐漸成為讀者的自發選擇和內在需求。“孩子上小學以后，這幾年也陪孩子看了不少主題圖書，比如《紅星照耀中國》《誰是最可愛的人》《課文背后的紅色故事》《漫畫百年黨史·開天辟地》等等，才發現主題圖書早已不是我印象中那種板著臉說教的模樣了。”一位二胎母親在接受采訪時說。這也道出了許多讀者的共同體驗。受此影響，這位媽媽也開始主動尋找并閱讀更多的主題圖書，“像《苦難輝煌》《治家：中國人的家教與家風》《他日歸來：錢學森的求知歲月》等，每一本都讓我印象深刻”。

　　越來越多人愿意打開《紅色家書：革命烈士書信選編》《重溫抗戰家書》，在質樸真摯的文字中，尋找到跨越時空的精神傳承；愿意品讀《從人民中走來：毛澤東的平凡故事》《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在領導人的成長歷程中，找到走出困境的答案；愿意翻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解讀》，在清晰的政策脈絡里，能看到鄉村發展的希望與方向；愿意閱讀《大國重器：中國超級裝備發展紀實》，在讓人震撼的工業成就中，感受到國家崛起的堅實步伐。一方面，人們希望從這些書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更從容地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與挑戰；另一方面，也渴望在個人與時代的共鳴中，更深入地理解時代、參與時代。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莫過于年輕讀者的大量涌現。二十年前，主題圖書的讀者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體和學生群體；現在，年輕讀者逐漸成為主題閱讀的主力軍之一，為閱讀生態注入了新鮮血液。

　　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有這樣一個群體：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們自發地組織了“自得讀書會”。他們定期聚在一起，共同研讀《四書章句集注》《資本論》《理想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費爾巴哈論》等眾多經典文獻，并展開深入討論。讀書會的公眾號“自得哲思”也會定期分享讀書匯報、學員心得等內容。

　　當下頗受關注的“Z世代”成長于國家快速發展的時代，見證了中國航天從“神舟”飛天到“嫦娥”探月，見證了中國高鐵從“追趕”到“領跑”，見證了中國文化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國家的每一步發展，都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種獨特的成長經歷，讓他們對國家的發展有著天然的認同感與自豪感，也讓他們更渴望了解國家發展背后的故事。因此，當《中國航天史》《綠水青山看東方》等主題圖書以年輕人喜歡的方式講述國家故事時，他們會主動閱讀、主動傳播，因為這些故事不僅是國家的歷史，也是他們成長記憶的一部分。

　　由此，閱讀不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逐漸演變為兼具分享性與互動性的社交活動；社交媒體上的讀后感交流、觀點碰撞日益頻繁，形成了圍繞主題圖書的獨特文化討論空間，更成為閱讀體驗的重要延伸。

　　在小紅書、抖音等平臺，主題圖書的“社交化閱讀”已成為常態，有用戶曬出《中國傳統色：國色山河》的配色筆記、分享《大國工程》的閱讀感悟；更深度的互動在B站不斷發生：《共產黨宣言》解讀視頻播放量突破百萬，《毛澤東選集》《資本論》導讀系列的彈幕區里，既有年輕讀者“終于讀懂了”的感慨，也有不同觀點的理性碰撞，甚至形成了“在線答疑”“知識點補充”的二次創作生態。

　　與閱讀行為社交化相伴的，是主題圖書推廣場景與閱讀場景的雙重遷移。推廣端不再局限于書店的櫥窗陳列，而是轉向短視頻屏幕的精準觸達；閱讀端也不再困于“書桌前的靜讀”這一種形態，而是延伸至通勤路上的“聽書時光”、睡前親子間的“共讀時刻”，以及社交平臺上的“分享互動”。

　　一位“10后”說：“希望以后能有會‘動’的書！ 比如能讓我們‘走進’空間站，親手‘摸一摸’太空艙，就像玩科學實驗課一樣，比單純看字有趣得多！ 最好還能有像《那兔那年那些事兒》這樣的內容，展示國家發展歷程中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一位“00后”說：“期待主題圖書能更‘潮’一些，就像《流浪地球》那樣，用我們喜歡的科幻形式來講述中國精神、中國道路和中國夢想。或者可以出本《電競里的中國智慧》，從游戲策略講到《孫子兵法》，讓我們在喜歡的領域里也能讀懂傳統文化，還能和同學一起討論分享。”

　　一位“90后”說：“我們為中國今日所取得的成就而驕傲自豪，但對這些輝煌背后的‘為什么’和‘怎么做到’卻一知半解。希望主題圖書能更好地連接歷史與現實，講清中國道路背后的中國道理，方便我們在網絡上辯論時有更豐富的儲備。書可以更‘接地氣’一點，多用些我們熟悉的語言和案例。”

　　一位“80后”說：“我期待能有更多被譽為‘經典’、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目前中國在國際話語體系中仍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話語權與國際地位并不匹配，因此我渴望看到更多類似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樣的原創作品。希望中國能夠積極設置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概念和議題，使世界在辯論中更好地理解我們的發展理念和道路選擇。”

　　一位“70后”說：“我們普遍‘懷舊’，但現在年輕人都很‘新潮’，所以我盼著主題書能把‘老故事’講出新味道。比如講長征，多寫寫普通戰士的日常，比如他們吃什么、怎么互相鼓勵，配些真實的老照片和復原的行軍裝備圖；講傳統文化，也別光說‘要傳承’，多講些非遺手藝在今天的新用法，比如老木匠怎么用傳統技法做現代家具，讓年輕人知道這些老東西還活著，我們也能讀得有共鳴。”

　　為何主題圖書越來越走進大眾？ 答案就藏在主題圖書的使命中。主題圖書的使命，是要回答“歷史之問”“世界之問”“時代之問”和“人民之問”。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迎來重大機遇，每個人對此都深有感觸。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與其說主題圖書越來越為大家所接受，不如說對上述問題的思考，已經成為普遍、自覺的探究。

　　內容之變

　　不少讀者常有這樣的感慨：翻讀《懸崖村》，會為村民從藤梯到鋼梯再到搬入新居的變遷熱淚盈眶；品讀《望江南》，能在江南茶事的細膩描寫中觸摸到時代的脈搏；翻開《60萬米高空看中國》，又會被遙感圖像里的山河巨變深深震撼。這些感性體驗的背后，是新世紀二十年來中國主題圖書內容的深刻變革。

　　回溯二十年前，主題圖書的內容概貌相對集中。彼時，這類圖書多以政治理論譯介、黨史國史基本敘述為核心，如《共產黨宣言》的經典譯本、《中國共產黨簡史》等基礎性讀物。這類讀物雖在思想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題材范圍較窄，內容呈現也多偏重于理論闡釋與歷史脈絡的線性梳理，受眾群體以黨員干部、理論研究者為主，與普通讀者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距離。有讀者回憶：“那時候看主題圖書，更像是完成學習任務，書中的道理很深刻，但總覺得和自己的生活關聯不大，少了點能讓人‘讀進去’的溫度。”

　　如今，這種“窄域聚焦”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從具體實踐來看，主題圖書的涵蓋范圍已在歷史與當代、類型與載體、傳統與現代的交織中，構建起更加豐富的內容圖景。

　　主題圖書的內容變化首先體現在歷史與當代的融合。既向歷史深處挖掘，梳理民族精神的脈絡；也向當代聚焦，記錄時代發展的軌跡，讓主題敘事既有“歷史感”，也有“當下性”。

　　雖然黨史國史類和思想理論研究類讀物一直是主題出版的“基底”，但今天的出版方式不再是零散的史料匯編或簡單的理論解讀，而是走向了系統性、體系化的研究。比如，由金沖及任總主編的《復興文庫》，以“民族復興”為核心主線，系統收錄了近代以來各個歷史時期關乎民族復興的重要文獻：從林則徐《四洲志》中對世界的認知覺醒，到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對真理的探索；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的思想解放，到新時代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這套叢書并非“文獻的堆砌”，而是以“選本+解讀”的形式，將不同時代的精神脈絡串聯起來，讓讀者清晰看到中華民族從沉淪到奮起、從覺醒到復興的歷史邏輯。

　　在當代議題上，主題圖書更是緊跟時代步伐，將鏡頭對準經濟、科技、生態、民生等現實領域，實現了與時代同頻。經濟領域，《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從理論闡釋到企業案例，解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戰略，為讀者理解“內循環為主、雙循環相互促進”提供了清晰視角，《數字解讀中國》通過一系列數據對人們關心的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物價、消費、投資、基礎設施、社會福利等進行解讀，描繪了一個更加直觀、生動的中國經濟圖景；科技領域，《中國創造：從跟跑到領跑的創新故事》記錄了高鐵、5G、量子通信等領域的突破，用科研工作

　　者的真實經歷展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奮斗歷程；生態領域，《春歸庫布其》以報告文學的形式，講述庫布其沙漠從“死亡之海”到“生態綠洲”的變遷，讓“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變得可感可知；民生領域，《懸崖村》聚焦四川大涼山懸崖村的脫貧故事，用一個個具體的生活細節，展現脫貧攻堅的偉大成就。主題圖書在當代內容上的拓展，使它不再是“滯后于時代”的總結，而是“參與時代”的記錄與解讀。

　　主題出版的內容變化還體現在類型創新上。如果說向歷史與現實的縱向深化讓主題圖書有了“歷史厚度”與“時代銳度”，那么“類型”的橫向跨界則讓主題圖書從“單一類型”走向“多元融合”，觸達更廣泛的讀者圈層。

　　這種跨界首先體現在嚴肅主題與文學表達的融合。以往主題圖書多以理論著作、史學著作為主，而如今，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等文學體裁成為主題敘事的重要載體，實現了思想性與文學性的統一。作家王旭烽的長篇小說《望江南》，以抗日戰爭時期杭州翁家茶坊的興衰為線索，在描寫茶葉種植、制作、貿易的細膩過程中，嵌入了家國情懷與民族氣節的表達。報告文學領域更是佳作頻出，比如《詩在遠方：閩寧扶貧協作紀事》以“山海情”為背景，記錄福建與寧夏兩地干部群眾攜手脫貧的故事。書中人物鮮活立體，讓“扶貧協作”這一宏大主題變成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生故事。

　　即便是理論性較強的人物傳記與思想解讀類作品，也在表達上尋求突破。北京大學韓毓海教授撰寫、面向青少年讀者的《偉大也要有人懂：一起來讀毛澤東》榮獲第十四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該書摒棄了枯燥的生平年表式敘述，從青年毛澤東“出鄉關”的壯志、“問蒼茫大地”的沉思切入，通過“毛澤東為什么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論持久戰》如何預判抗戰走向？”等貼近青少年認知的問題，串聯起偉人思想形成的邏輯脈絡。該書不僅國內印行20余萬冊，更輸出美國、荷蘭、尼泊爾等多個國家，成為國際讀者理解中國的窗口。

　　韓毓海教授說：“我寫毛主席，沒有把他寫成一個神。毛主席也是人。他經歷的挫折、困難、犧牲，是無法想象的。難以想象的困境，難以想象的斗爭，難以想象的苦難，都壓在了他一個人身上。”在創作過程中，韓毓海著重展現“在最困難的時候，他老人家手不釋卷，從古今中外人民的苦難與斗爭中，汲取力量，形成偉大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真實歷程。“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他的思想，他的人格，是我們的寶貴財富。”這種人性化的書寫，讓偉大人物變得可感可知。

　　主題圖書的內容之變，還體現在文化外延的拓展。比如，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主流價值的重要載體，傳統文化與主題出版相互滋養，讓敘事既有“時代味”，也有“文化味”，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交融。

　　比如，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任俊華的代表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義》，涵蓋了從先秦至近代的經典文獻，并參考了《昭明文選》《古文觀止》等眾多古今文獻資料，但該書并未停留在對傳統文化典籍的簡單梳理上，而是以“核心要義+當代轉化”為框架，系統挖掘傳統文化中與當代治國理政、社會建設相呼應的思想資源。任俊華強調：“傳統文化不是陳列在博物館里的古董，而是能為當代社會提供智慧的‘活資源’，一定要找到傳統與現代的‘連接點’。”該書出版后，成為了黨校眾多學員學習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參考。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主題圖書的內容之變，折射時代之變、中國之變。它們以鮮活的案例、生動的講述，將時代的發展脈絡、中國的巨大變遷融入其中。從深度挖掘古老文化，展現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與燦爛文明，到聚焦當代社會的熱點問題與創新成果，彰顯中國人民的奮斗歷程與精神風貌。主題圖書所傳播的，不再是抽象的價值概念，而是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觸及靈魂、引起思想共鳴的內容。

　　營銷之變

　　營銷不是單向的傳播推廣，而是要理解讀者需求、為讀者創造價值，打通從書架到心靈的“最后一公里”。

　　主題圖書的營銷變革是一場深刻的出版革命。它改變了出版社的角色定位——從內容生產者轉變為價值創造者；重構了與讀者的關系——從單向灌輸到雙向互動；重塑了出版生態——從單一業態到融合發展。在當今中國主題出版的深刻變革中，出版方正在以更加自信、開放、創新的姿態，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首先，面對國內市場時，出版社的營銷策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傳統的單向“推動”圖書銷售，轉向以讀者為中心的“拉動”式價值共鳴。

　　特別是在兒童閱讀領域，這種轉變顯得尤為重要。希望出版社的《游過月亮河》便是典型實踐：為滿足不同兒童的閱讀需求，推出大字版、盲文版覆蓋視障群體，藏文版貼近少數民族兒童；為契合兒童“在體驗中學”的天性，希望出版社聯合山西廣播電視臺制作有聲版，與山西話劇院合作排演話劇片段走進校園，還在太原市育華實驗小學指導學生排演情景劇，在北京市門頭溝區妙峰山民族學校成立“月亮河文學社”。由此，主題價值便會主動“走進”孩子的認知，實現從“賣書”到“育人”的升華，這也正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生動寫照。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副總經理、希望出版社社長王琦的理念具有代表性。在她看來，兒童文學的審美本質——豐富的故事性、對敘事節奏的恰當把握以及鮮明的人物形象等，與兒童的思維特點是分不開的。如何在文本中體現兒童的閱讀趣味與審美價值，是少兒主題出版創作的重要課題。

　　兒童主題圖書營銷的核心，就是要理解兒童通過趣味感知世界的需求，將厚重主題轉化為他們能吸收的閱讀價值，讓他們在翻書時就產生情感共鳴，而不是依賴于枯燥的說教。因此，針對青少年的認知特點，希望出版社推出了許多分層分類、精準滴灌的主題讀物。例如，《游過月亮河》《金珠瑪米小扎西》《張桂梅和她的孩子們》等作品，通過生動故事和鮮活人物，潛移默化地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僅如此，希望出版社還將主題價值延伸到生活場景：圍繞《游過月亮河》開發主題手提袋、筆袋，結合“山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繪本”推出絲巾、抱枕、布老虎等文創，讓“軍民魚水情”“非遺傳承”等主題通過日常物品滲透童年記憶。

　　技術賦能則讓需求洞察更精準，價值傳遞更高效。為順應融媒體發展趨勢，江蘇人民出版社打造了“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主題有聲書”專輯。打開音頻，就能沉浸式地聽《拉貝日記》《抗戰為什么贏》《南京大屠殺親歷者全紀實》等作品。目前，該專輯已收獲了超100萬次播放量，成為同類有聲書的頭部產品。這場營銷并非簡單的“內容轉格式”，而是精準捕捉到現代人“碎片化閱讀”“場景化學習”的需求。通勤時、做家務時，聽眾都能通過聲音走進歷史。這種對讀者需求的深刻洞察，讓厚重的抗戰主題圖書走進了讀者的日常生活。

　　除此之外，江蘇人民出版社同步上線的“抗戰史人工智能數據庫”，通過大數據整合78卷本《南京大屠殺史料集》、55卷“抗日戰爭專題研究叢書”等資源，滿足讀者按時間、人物、事件等多種方式智能檢索的需求，解決了傳統紙質書“查閱難”的痛點。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則抓住重大事件、重大時間節點以及社會熱點的時效性，利用新媒體平臺籌劃話題營銷，通過“互聯網+主題出版”的營銷模式，不斷擴大主題出版的受眾范圍，提升社會影響力。其與人民網理論頻道依托“讀懂新時代”叢書策劃“讀懂新時代”短視頻系列，上線34期，全網推薦量超2.7億次。與中國新聞網依托“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叢書”推出“中國式現代化大家談”短視頻系列，上線12期，累計觀看人次超過750萬，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黨委書記李永強所言：“主題出版要達成‘學理深度與大眾表達相結合’。”技術的真正價值，在于縮短“需求與價值”的距離，讓每本主題圖書都能找到需要它的讀者。

　　在國際市場層面，出版社的營銷策略更加注重文化對話的深度與有效性，通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讀者的需求，用他們能接受的方式傳遞中國價值，實現了從單向輸出到雙向對話的轉變。

　　海外大眾讀者所尋求的，是能夠引起共鳴的中國經歷，是易于理解的文化表達。希望出版社避開宏大敘事的生硬表達，轉而以“小切口”講述中國故事。比如，《中國媽媽》聚焦“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醫生的援外日常，《張桂梅和她的孩子們》記錄山區教育扶貧的細節。這種以個體故事見時代精神的敘事，契合了海外讀者的文化需求，由此成功將圖書版權輸出至英國、法國、韓國、沙特等國。

　　江蘇人民出版社在“在地化轉譯”上深耕。比如，針對日本讀者對二戰歷史的關注，將《南京大屠殺國際安全區研究》《“數”說南京大屠殺》等作品譯為日文出版，書中增加“歷史照片標注”“事件時間線對照”，貼合日本讀者注重細節考證的閱讀習慣；在2025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該社又將《無問西東：抗戰時期的外國友人》《南京大屠殺國際安全區研究》輸出吉爾吉斯文、土耳其文、法文，通過“國際友人視角”“安全區運作細節”等內容，找到中外讀者對“和平”主題的共同共鳴點。正如該社社長王保頂所說：“主題出版要‘內容為王’，對外推廣更要尊重傾聽者的需求。”這種在精準對接文化需求的基礎上尋找共同價值的策略，讓中國抗戰故事被更多國家的讀者所理解。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則通過“平臺化構建”推動國際傳播：一方面在以色列、羅馬尼亞、哈薩克斯坦等地布局海外分支機構，實現在地化編輯、在地化推廣；另一方面發起成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出版合作體，匯聚60個國家和地區的328家出版機構，建立涵蓋200余名專業譯者的跨國人才數據庫。其“認識中國·了解中國”書系，專門面向海外讀者需求策劃，組織學者用簡潔客觀的語言介紹當代中國成就，目前已出版70余種、輸出120余種版權，涵蓋英文、日文、法文等語種。這種基于平臺整合資源、針對海外需求定制內容的模式，使得主題圖書的國際傳播不再是零散的“點狀輸出”，而是形成了系統化的布局。

　　真正有力量的營銷，從來不是讓讀者買一本書，而是讓書里的主題走進讀者心里，讓讀者成為主題價值的傳播者。主題出版的營銷形式在變、渠道在變、技術在變，但有一點始終未變：那就是“以讀者為中心”“為價值傳溫度”的根本遵循。

　　若要為新世紀二十多年來主題圖書的變革找一個比喻，那它更像是“搭建橋梁”的工程：一端連著宏大的時代敘事、厚重的文化價值，另一端連著大眾的日常生活、個體的情感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主題圖書的“變”，不僅是形式與內容的革新，更是讓價值“落地”的理念升級。它不再是書架上的“陳列品”，而是成為連接時代與個體、傳遞精神力量的“活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