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版銘記歷史,以人文激蕩未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精品圖書綜述
■本報實習記者 張鈞皓 郝雪敏
█定位和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既是抗戰史研究的一貫目標,又是弘揚正確二戰史觀的題中之義。
█除注重整體抗戰史的宏觀把控外,圖書出版逐漸將研究視角下移,將抗戰史中隱沒于歷史微聲中的人與事勾連,關注歷史真實的細節,還原了抗戰史多樣、多元、多層次的面相。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回望八十載,山河無恙,然而歷史的回響依然激蕩。書比人長壽。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展望未來、凝聚前行力量,出版,或是最為合適的載體之一。今年前三季度,出版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的精品圖書噴涌。尤其隨著勝利紀念日的臨近,各類圖書成果如檔案文獻、學術研究、文藝出版等,精品和重磅圖書接踵而至。
整體而言,今年出版的抗日戰爭主題圖書呈現出百花齊放之勢,覆蓋領域廣泛,題材豐富多元,可謂蔚為大觀。出版的圖書兼具宏觀與微觀層面。宏觀層面,今年出版的重大綜合性成果及整體的檔案文獻兼具官方與社會民間文獻,豐富多元的資料將助推實證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研究視野也得到擴展,一方面研究者對抗戰研究進行“縱向”的時間拓展,將抗戰史事向前與國際關系體系演變、中日長期關系相勾連,向后與解放戰爭、新中國及至今日的歷史發展相聯系;另一方面,研究者將抗戰研究進行“橫向”的空間拓展,逐漸注重講述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作用。
除注重整體抗戰史的宏觀把控外,圖書出版逐漸將研究視角下移,將抗戰史中隱沒于歷史微聲中的人與事勾連,關注歷史真實的細節,還原了抗戰史多樣、多元、多層次的面相。
重審抗日戰爭歷史意義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是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團結一致取得的偉大勝利。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張皓教授認為,抗日戰爭這個歷史轉折點的確立,深刻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列強肆意侵奪中國領土的歷史;其二,中國人民的戰爭,“具有拯救人類文明、保衛世界和平的重大意義”;其三,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推動全民族抗戰的偉大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者是歷史的選擇;其四,在抗日戰爭中,新中國的雛形已經出現,抗日戰爭的勝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張皓:《抗日戰爭: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抗戰早已成為今日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將抗戰全時段、全地域、全方位地闡釋給廣大讀者也成為學界、出版界的一致追求。為此,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1931-1945)》,于今年再次修訂并精裝出版。該書自初版以來,受到廣泛關注并多次重印。全書按時間順分為六章,涵蓋從局部抗戰到取得勝利的全階段,兼顧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并綜合政治、軍事、外交等多種視角,力圖展現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歷史全貌。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爭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武漢大學資深教授胡德坤認為抗日戰爭的世界意義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中國開辟了世界上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中國抗戰有力支援了蘇、美、英等盟國作戰;中國抗戰在戰后國際新秩序的構建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抗戰為新中國誕生奠定了基礎。中國的抗日戰爭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并在世界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光輝篇章。(胡德坤:《論中國抗日戰爭的世界歷史意義》,《抗日戰爭研究》2025年第2期)定位和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既是抗戰史研究的一貫目標,又是弘揚正確二戰史觀的題中之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主編的《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就是這一方向上的標志性的成果。該書囊括了從醞釀、爆發、結束、余波的二戰全過程,關注各個戰場之間的聯動,強調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正義力量構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戰勝德意日法西斯的決定性因素。由此,該書凸顯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貢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夏春濤研究員從統一戰線、持久抗戰、敵后戰場等方面,論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體現既在于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鞏固和發展中的主導性、決定性作用,又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堅持以《論持久戰》為指南,在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有力策應正面戰場作戰,使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夏春濤:《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因此,全面、系統、客觀闡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在今天具有獨特而重要的意義。為此,人民出版社今年推出了由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軍黨史軍史研究中心組織編寫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系列叢書”(共23種32卷),是第一套全面系統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集大成之作。人民出版社今年還推出了由胡德坤、彭敦文主編的《外國檔案文獻中的中共抗戰》,從外國人的視角來看中共抗戰,運用多方史料展示外國觀察家和情報機構對中共抗戰的評價,可彌補國內外對中共抗戰的國際影響研究之不足,對客觀全面地反映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地位與歷史貢獻具有重要意義。
檔案文獻探究歷史事實
檔案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基礎資料,也是深入了解歷史細節、探究歷史事實的途徑。今年,檔案部門、學界和民間通力合作,依托館藏檔案開發與民間搜集的雙重路徑,推動了一大批檔案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充分發揮了檔案工作存史、資政、育人的作用。
國家檔案局組織全國各級綜合檔案館,對各館保存的抗戰檔案進行系統整理,編纂為《抗日戰爭檔案匯編》系列叢書。今年,該系列中由中華書局承擔的56冊“抗日根據地”檔案專題出版。該檔案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創建與發展的完整過程,真實展現了根據地軍民對敵斗爭艱苦卓絕的歷史實態。
除此之外,今年各檔案部門積極推動館藏檔案的整理出版。如,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呂晶主編的《抗戰時期細菌戰與防疫戰文獻集》,分為史料叢編和調研報告兩部分,系統揭露了日軍細菌戰全貌;重慶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與偉大的抗日戰爭》,收錄了歷史文獻和親歷者口述回憶資料,綜合反映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西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重慶圖書館組編《抗戰時期英國駐華大使館檔案文獻》大型叢書,全書共6卷300冊,內容涵蓋中國抗日戰爭、英美在華利益、英美對華援助、中印緬戰區、太平洋戰場等相關檔案。
報刊史料往往具有豐富、多元但分散的特征,將其內容進行集中整理同樣受到各檔案部門的重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吉林楊靖宇干部學院主編的《遠隔重洋的吶喊:〈救國時報〉東北抗戰史料選編》,整理了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的《救國時報》以及早期《救國報》中反映東北抗戰尤其是東北抗聯的相關報道;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由山東省圖書館編《山東革命根據地紅色報紙匯編》,對于了解山東革命根據地創建、鞏固到發展壯大的過程有重要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還有一批社會史料、抗戰文藝等資料的整理出版。如,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牛林杰主編的《二十世紀東亞抗日敘事文獻整理與研究叢書》,其中,文學編和史料編屬于文獻整理部分,搜集了大量小說、詩歌、戲劇、書信、日記等文本;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陳晉、鄭恩兵主編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該叢書共5個系列57卷,全面輯錄并梳理了華北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黨報黨刊上刊登的文藝作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西省檔案館主編的《不可忘卻的記憶:抗戰版畫選編》,收錄了全面抗戰時期抗戰報刊中的180余幅版畫作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魯迅博物館組編的《怒吼吧,中國: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抗戰版畫作品集》,精選了160幅抗戰版畫;西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向延生、石一冰主編的《正義之聲: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經典歌曲》(多語種版),收錄了43首抗戰歌曲,以五線譜、鋼琴伴奏和多語種的形式出版。
日記、口述等史料中反映的個人視角的抗戰,同樣也成為今年抗戰文獻整理出版的重頭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杜繼東、吳敏超整理的《李亦懷日記》,從銀行經理的視角反映1934年至1947年間溫州金融業與當地人民的戰時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許淵沖著《西南聯大日記》,呈現著名翻譯家筆下西南聯大師生南渡北歸的壯闊歷程;重慶出版社出版了李丹柯著《女性,戰爭與回憶:35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收錄了田野調查獲得的35位不同階層女性的口述史料;中共黨史出版社修訂再版了野坂參三著、殷占堂譯《為和平而戰》,反映了抗戰中在華日本反戰人士的特殊經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陶述曾著《陶述曾日記·耿馬之行(1942)》,從個人視角再現了滇西抗戰史和滇緬鐵路史;江蘇人民出版社修訂再版了約翰·拉貝著、《拉貝日記》翻譯組譯的《拉貝日記》,記錄了國際人士所見聞的日軍暴行;文匯出版社出版了張郁廉著、左中儀、姜龍飛編《在前線——張郁廉抗戰文存》,收錄了一位戰地記者的前線見聞與紀實。
抗日戰爭研究推進
抗日戰爭研究向來是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世界近代史研究的重鎮,八十年來成果豐碩,學科建設日趨完善。今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杜繼東、吳敏超主編的《當代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1949-2021)》。該書分階段且較為全面地回顧了中國內地的抗日戰爭研究現狀,囊括了研究領域的重要論題,呈現了清晰的學術脈絡,為今后抗日戰爭研究的進一步開展與深化奠定基礎。與此同時,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抗日戰爭專題研究”系列圖書首批55卷,由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等多所高校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學術單位以及臺灣省近代史學會的數十位骨干學者共同參與編寫。該系列圖書著力于對民族戰爭及全民抗戰的認識。
除此之外,抗日戰爭研究的各領域、各方面在今年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其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研究,作為抗戰研究的傳統核心領域,今年繼續深化推進。一批圖書致力于進一步厘清十四年抗戰的整體脈絡,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盧毅著《國共兩黨與抗日戰爭》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王旸著《七七事變前夜的中國(1931-1937)》。也有著作不斷致力于引入其他學科的理論和視角來闡述抗戰,如文津出版社出版了馬駿杰著《不能遺忘的戰場——海權視域下的中國海軍抗戰》,呈現了中國海軍的抗戰圖景。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抗戰時期中外關系史成為備受學界關注的領域,今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北根著《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美外交研究》,圍繞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美外交,考察了這一時期的中美關系。同時學界對于“中外關系”的理解也逐漸由政治關系擴大、延伸至文化關系、經濟關系以及民間關系等領域,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王釗著《抗日戰爭時期中英借款交涉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菁著《無問西東:抗戰時期的外國友人》和學林出版社出版的蘇智良、王海鷗著《饒家駒:被遺忘的英雄》等,拓寬了戰時中外關系的研究領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敵后戰場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一直是學界致力于探明、講清的問題。今年天地出版社出版了余戈等著《大戰場:敵后抗戰田野調查筆記》,通過14篇田野調查報告,再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重要戰役戰斗,彰顯了敵后抗戰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重大價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如何在抗戰中發展壯大,近年來引起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易維蒼、屈勝飛、楊菁著《蹈厲戎衣: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宣傳工作與傳播媒介》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葉美蘭、曾凡云、徐鳴著《新四軍與江蘇抗日根據地社會形態研究》便致力于探討這一問題。
隨著區域史研究的發展,區域抗戰也逐漸出現越來越多的綜合性成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子道、張云、吳海勇、韓洪泉著《上海抗日戰爭史》、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鐵血豐碑:華南抗戰專題研究叢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河南省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編著《簡明河南抗戰史》等。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出版的學術著作,對于抗戰中的港澳地區也給予了重視,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馮翠著《抗戰中的澳門》,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孫揚、鄧奕著《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梳理了港澳在戰時的遭遇與應對,再現了兩地與內地在抗戰中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歷史。
其二,社會文化研究。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化史和社會史復興、社會文化史興起以來,逐漸成為抗戰研究的另一處重鎮。歷史學界出現了越來越多“眼光向下”,以社會文化、日常生活為研究對象的抗戰史作品。
抗戰文化史的研究,逐漸形成“抗戰時的思想文化”與“文化如何抗戰”兩方面互動對話的態勢。今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吳真著《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從書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戰爭,重現鄭振鐸在戰時的上海“孤島”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的文化抗戰故事。
除此之外,還有一批抗戰文化史作品出爐。如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玉河著《抗戰時期的中國思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洪長泰著《以血為墨:抗日戰爭與通俗文化,1937-1945》、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楊益群著《桂林! 桂林! ——中國文藝抗戰》、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孔祥宇著《中國抗戰漫畫運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黃煒、隋圻、周石著《〈黃河大合唱〉簡史》、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鳳成著《全面抗戰前國人對日本的觀察》等。
社會史和日常生活史是史學“眼光向下”最大放異彩的領域,其與廣大民眾日常體驗的聯系也使相關作品往往“叫好又叫座”。今年上海三聯書店再版的陳存仁著《抗戰時代生活史》,以親歷者視角記錄抗戰期間上海的社會生態與民眾生存圖景;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了李力著《戰時仍聞弦歌聲:國立中學大后方辦學研究(1937-1945)》,考察了全面抗戰時期國立中學大后方辦學理念與育人實踐。而科學史、技術史同樣為抗戰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科學群星閃耀時:抗戰烽火中的科學家故事(全三冊)》,由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教授、中國科協“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首席專家張藜主編,回顧抗戰烽火歲月,一批心懷“科學報國”信念的科學家,如何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堅守研究、勇擔使命,保存并延續了科學與文化的火種的故事;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今年出版了王公著《奮起——抗戰中的科學與科學家》,展現了抗戰時期中國科學家以科技為武器投身民族救亡的壯舉。
其三,日本侵華史與中國抗戰史一體兩面,故一直以來便是中國抗戰史研究的重點領域。今年出版的抗日戰爭研究圖書中,亦有作品通過日本侵華史與中國抗戰史形成對照。如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王升遠著《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石嘉著《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研究(1931-1945)》,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許金生著《軍馬、軍鴿與軍犬:日本侵華戰爭與軍用動物》等。
在侵略戰爭期間,日本法西斯對各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暴行,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這種暴行不僅有日軍以及日本殖民統治機構對被占領各國人民實施的屠殺、細菌戰、人體實驗等反人類罪行,還同樣包括日本法西斯壓迫日本普通民眾、用軍國主義摧殘扭曲日本士兵的殘忍行徑。這些暴行持續地塑造戰后各國的歷史記憶,并深刻地影響著今日的地緣政治格局。梳理、闡明這部分歷史,是近代史研究者對維系世界和平、推動國際關系友好發展應盡的責任。
重慶出版社推出了“日本遠東戰爭罪行叢書”,集中收錄四本日本戰爭暴行研究著作精裝出版:吉見義明著《日軍的毒氣戰》、馬克·費爾頓著《惡魔醫生:日軍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山田朗著《士兵的戰場:體驗與記憶的歷史化》、奧依·凱爾特·金著《鐵蹄下的人間地獄:日本軍事占領下的婆羅洲(1941-1945)》。
與此同時,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萌、馮鈺麟、張亮著《日軍官兵證言所見侵華細菌戰暴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南香紅著《沒有結束的細菌戰》、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麗菲、蘇智良著《追索:“慰安婦”樸永心和她的姐妹們》、中華書局出版的楊彥君著《731:醫學的淪陷》等,都致力于討論日本暴行及其持續影響,并反思造成這些災難的原因。
大眾讀物的“全景式”呈現
抗日戰爭不僅是研究論域,更是公眾和輿論持續關注的議題。引導、教育公眾對抗戰形成全面、客觀的歷史認識,需要學界和出版界以更大眾化的語言、更具親和力的角度來講述抗戰。
一些作者借抗戰勝利80周年大眾的高關注度,致力于對抗戰進行全景式呈現,并向大眾闡明其歷史意義。江蘇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陳紅民、趙曉紅、徐亮、鐘健著《抗戰為什么贏: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和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戰》,便以學術性、專業性的品質,大眾化、普及化的話語,對抗戰進行講述。
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中華民族涌現出一批又一批英烈人物,他們的事跡是讓大眾感受體悟戰爭中民族精神的坐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丁著《抗戰家書:我們先輩的抗戰記憶(增訂版)》,收錄了張自忠、趙一曼、蔡炳炎、左權、戴安瀾等40余位抗戰先輩的近百封家書,講述了這些家書背后的故事;新華出版社出版了《銘記中前行:抗戰英烈事跡選》,從新華社公開播發的“為了民族復興·英雄烈士譜”專欄中精選抗日戰爭時期革命烈士的感人事跡和故土重訪文章,多角度地展現英烈生平和事跡。
更多的作品選擇具體的視角,以史、圖、文結合的方式,展現戰時中華同胞的精神風貌。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托尼·班納姆著,楊惠迪、王升遠譯《里斯本丸沉沒》,用史料還原了這一備受關注的命運航程,展現中國人民友善、愛好和平的品質;西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譯丹、張玲主編《重慶:為世界和平而戰——抗戰時期的歷史記憶與圖像敘事》,作者借鑒紀錄片式的宏大敘事視角與章回小說式的懸念設置和情節推進手法,揭示了中國、重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卓越貢獻;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影山河:電影與抗戰》,系統梳理了抗戰時期的中國電影,深入考察十四年間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脈絡。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英雄山河——1942年的衢州之約》,以杜立特行動中的大救援為題材,是國內首部系統還原中國軍民營救美國飛行員壯舉的紀實文學作品。
在客觀、平實的歷史記述基礎上,文學界今年也推出一批以抗戰為題材和背景的文學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祝勇著《國寶》,講述了一批故宮人在戰火中保存轉運文物的故事;重慶出版社出版了婉瑜著《孤光》,以1943年盟軍大反攻前夕日偽統治下的上海為背景,并通過布局、史料和人物塑造,為讀者盡可能還原抗戰時期的地下斗爭圖景;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賴繼著《南京先生》,講述了一批戰時南京小人物英勇抗爭、團結互助的故事;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趙柏田著《生死危城》,再現了淞滬會戰爆發后,中國實業界內遷的命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吳玉輝著《鷹眼》,呈現了一段中共地下黨為了保護雷達站、切斷日軍海上交通線而展開的驚心動魄的斗爭;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張新科著《鐵語》,以文學重現了中韓抗日志士攜手御侮的生死旅程。
抗戰題材兒童文學的創作難度,在于其兒童性的本質要求,即文學性、歷史性和兒童性三“性”合一的書寫難度。應該說,今年出版的多部抗戰題材兒童文學新作,追溯了歷史的真實多樣性和多重可能性,思考革命歷史題材兒童小說的創作方法和延展更強生命力的可能,多部代表性作品讓人眼前一亮。如明天出版社出版的《1938回答2026》(徐海蛟著)、接力出版社出版的《芥園花鋪》(馬三棗著)、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出版的《誰在林中歌唱》(張忠誠著)、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的《鐘聲》(吳洲星著)、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夏歸》(鄒凡凡著),和晨光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聯合推出的《號角》(何南著)等。
展望與期待
2025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各類紀念活動層出不窮,而圖書出版是對這一盛況的響應與記錄。
但總體不難發現,抗戰主題出版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其一,圖書出版主要圍繞文史兩大類,抗戰史的圖書出版或可圍繞更多專業領域進行深耕,打通不同學科壁壘。如可關注抗戰時期不同地域的法制與經濟實踐,又或者是否可對抗戰精神的文化挖掘、哲學意涵等,進行深入探索;其二,抗戰主題圖書的出版仍需更為多元開放,既要有宏大敘事與微觀個體,從歷史回溯到人文關懷;還需具備全球視野,深耕文化內涵,滿足當代大眾多元化的精神文化訴求。
可以預見,未來的出版工作將更趨深入,驅動抗戰歷史研究和文化傳播不斷邁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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